对面的男人抬头看看她，露出一个淡淡的笑，表情平静而又清朗。如果Ward这时候回来，李孜一定会告诉他，这个人是无辜的。
    “你愿意跟我说一下事情的经过吗？”她受到那个笑容的鼓舞，继续问下去，拿起笔，摊开记事本，等着。
    Yuan没说话，又笑了一下，那是个更加不易察觉的冷漠的笑，就好像在说，算了吧。
    那个无声的笑之后，房间重又陷入沉默，只剩三个人呼吸的声音，李孜、狱警、还有Yuan。
    李孜不记得上一次这么紧张是在何种场合，她手忙脚乱的去翻Ward留在桌子上那一叠纸，但要临时梳理出头绪并没这么容易。她在心里暗骂Ward，甚至猜想那个胖子是要在她离职之前再损她一把，好让她知道，自己确实不是干这行的料。
    开始的时候，她还一边看一边问上几句，比如“你是一九九二年来美国的？”“事情发生在去年九月？”但所有的提问都没有得到回应。Yuan，或者如他的身份证明文件上显示的Han D H Yuan，只是安静的坐着，仿佛她不存在。潜意识里，她想当然的推定，面前这个人有着与她极其相似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第一代移民的孩子，十多岁上突然发现自己身在异乡，半路出家，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朋友，英语说得很烂——即使在那之后有怎样喜人的变化，那段日子所造就的深层次的性格早已经印进DNA里了。
    她索性静下心来慢慢的看那些字，心里希望，最好看到一半Ward就回来了，但事情并不如她料想的。
    “最后的双人舞。”Yuan突然开口说道。
    “什么？”
    “最后的双人舞，你哼的曲子。”他也哼了一遍。
    正是她在出租车上听到过的那段旋律，她不记得自己发出过任何声响，不过，整个早晨，那个熟悉而陌生的调子始终在她左肩上方回旋，她很可能不经意的哼出声来，自己却不觉得。
    “《吉赛尔》第二幕，最后的双人舞。”他又一次重复那个名字。
    李孜看着他，他却没看她，目光落在她身后的某个地方。
    “愿意跟我说说事情的经过吗？”她又问了一次。
    他好像被她说话的声音吓到，一阵慌乱。
    “说中文也可以。”李孜先说了句中文。
    他显然听懂了，却还是用英文说下去：“去年九月，我跟随芭蕾舞团去巴黎国家歌剧院表演，剧目几乎全都是乔治·巴兰钦的交响乐作品，比如《珠宝》……”
    I know you're leaving in the morning, when you wake up
    Leave me with some kind of proof it's not a dream…
    - Paramore
    The Only Exception
    2. The Last Pas de Deux最后的双人舞
    五个月之前，巴黎
    八月底的一个早晨，芭蕾舞团到达巴黎戴高乐机场。夏末的阳光穿过机场的玻璃幕墙照进来，落在这样一群人身上，俊美优雅，脚步轻盈，趾高气扬。Han Yuan走在队伍中间，是男演员中唯一的亚洲面孔，没有笑容，也不讲话。
    当天晚上，媒体采访之后，剧团经理告诉他们中的几个人，有一本时尚杂志想要找他们拍几张照片，做一个“时尚与文艺”的专题，构想其实很简单——模特们穿舞衣，舞蹈演员穿Prada，Tim Hamilton或者Ute Ploier。时间是次日下午四点钟，约在城西的一个地方。
    第二天，Han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如约去了那里。那是一座古典复兴主义建筑的顶楼，内里的装饰却是彻头彻尾的现代风格，白色房间，适合跳舞的淡黄色榉木地板。红发的女助理把他们领到更衣室换衣服。Han站在帘子后面，隐约听到外面里传来讲电话的声音，是个年轻冷淡的女声，一连串的法语，他只听懂了最短的一句：“C’est pas vrai……”抱怨口气，说完就是把电话扔到桌子上声音。
    等他从更衣室出来，房间另一头靠窗的地方已经摆开了一张半米宽的白色长条案，一个穿芭蕾舞衣的年轻女人站在上面，两条胳膊抱在胸前，扭头看着窗外。摄影师叫她Ballerina，仿佛她生来就是个舞伶，现在，将来，以及过去。他看到她钟型纱裙下面的小腿和足踝，裹着白色不很透明的紧身袜，肉粉色足尖鞋的缎带绑在脚腕最细的地方。他突然有种感觉，许多年之后，有一天，他认不出那张脸了，也一定认得这双脚的。
    他站在原地，条案上的女人转过头来，目光落在他脸上，愣了一下，然后低下头，说了一声“Fuck”，声音很轻，语气出奇的平静。他也很快的低了一下头，忍不住牵动嘴角露出一个短暂而冷淡的笑。在那之前，他从来没想过，如果他们有机会再见，相互之间会说些什么，即使想过也肯定猜不到，她会说“Fuck”，而他会默不作声的冷笑。
    摄影师一只手端着照相机，有点不耐烦的样子，提高声音对他说：“请到这里来好吗。”然后，又对桌子上的女人说：“En pointe s'il vous plait.”
    他记得自己走过去，说了一声“对不起”，不确定是对谁说的，摄影师，还是桌子上的女人。随后的时间，他任人摆布，眼前始终不变的是条案上那双穿足尖鞋的脚。他一直没有抬头看她，因为那不是摄影师要他看的地方，也因为不敢，即使不看，他都已经觉得喉咙哽住了，如果这个时候讲话，声音都会是不一样的。
    眼前的那对脚尖竖了很长时间，直到摄影师说：“好，可以了。”一只手伸到他面前，他伸手握住，她从条案上下来，几乎没发出任何声音，像排练了一千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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