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恪的指尖碰到泳池壁，将上半身从水中探出，恰见许秘书把玻璃门拉到底，他的爷爷迈步进馆，身旁跟着一名瘦弱的男孩。
    爷爷在距池边几米处站定，说：“杨恪，来认识一下，这位是郁知年，我的特需奖学金获得者之一。
    “知年和你同年，跟着资助项目来宁市游学，我上午去给项目讲话，和知年一见如故，听说项目把知年从名单里漏掉了，少定了一间房间，酒店住满了补订不了，让小同学睡加床总有些委屈他，就带回家里来了。”
    “知年，”爷爷侧过头去看郁知年，露出和蔼的微笑，用杨恪听来有些过度慈爱的声音说，“这是我刚才和你说过的，我的孙子，杨恪。他和你同级。”
    郁知年稍带拘谨地对杨恪说了“你好”。
    这就是杨恪和郁知年第一次见面的场景。
    那一天郁知年穿什么衣服，理什么发型，杨恪一概忘记了。因为他当时以为那不过是爷爷的又一次怪异行为，而并未想见这名来宁市游学的贫困学生，会在他家留这么多年。
    如今十年过去，带郁知年回家的爷爷去世了。
    宁市的老房子空了，只有几个工人留在家里，看管一大片土地。
    杨恪没有选择直接继承爷爷留给他的产业，而是与朋友合伙创立了一间私募基金机构，发展也还算不错。
    截止去年十一月，他都与郁知年一起生活在罗瑟区的一栋房屋中，过忙碌但不至于枯燥的的生活。
    李禄李律师在近凌晨一点给杨恪打来了电话。
    杨恪还在工作，开了免提接听，李禄稍显疲惫的声音在书房里响了起来：“机票买好了，我到时候让助理去接他。”
    “嗯。”杨恪一边看秘书发来的财务报表，一边应答。
    “你就这么给我‘嗯’一声？”李禄有些不满地责备，“我和你联系，照理是破坏了一些信托的条款的。”
    杨恪又翻了一页，将眼神从报表上移开，看了一眼手机屏幕，对李禄说：“谢谢你，李律师。”
    李禄是杨恪的爷爷杨忠贇生前最为信任的公司首席顾问，也是与郁知年相关的那份遗嘱信托的受托人，暂代处理杨忠贇三分之一的公司股份。
    “……我不是在邀功，不差你这句谢谢，”李禄并不满意，以抱怨的语气强调，“杨恪，要不是我看着你长大，加上不想辜负你爷爷当时对你们的期待，我是不该替你做这些事的，也不该和你有这么多联系。”
    杨恪重新开始看报表，发觉这间公司的财务状况没有他想象中健康，做了一些批注。
    而李禄仍在喋喋不休：“也不知道收敛着点，要早知道你转头去买学校边上的房子，我怎么会把林凯收到知年要租房子的信息的事告诉你。杨恪，你这行为是很危险的。”
    读完报表的最后一页，杨恪关闭文件，打开了另一份。
    “万一公司其他股东知道了，你怎么办？”李禄不依不饶，“林凯会告诉我，就不会告诉别人？”
    “我下次不会了，”杨恪对他道歉，“对不起。”
    “……”李禄大概是没想到他道歉道得这么干脆，顿了一顿，才说，“算了。”
    “但是我看知年的态度，好像还是想放弃，”李禄的语速慢了一些，问话中掺入少许疑惑，“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吵架了？”
    “没有，”杨恪否认，“没吵架。”
    李禄静了一会儿，说：“我不多问了，我替你爷爷希望你们能好好的。”
    挂下电话，房里安静了。
    杨恪专注地读完了这一份报告，准备休息。他起身，走到书架旁，打算挑本书，在睡前看看。
    这间书房从前是郁知年在用，书桌对面一整面墙的书架，有三排被郁知年的书占住，上两排是社会和人类学科的书籍，下一排是郁知年胡乱买的小说。
    杨恪挑了几分钟，还是没能从小说中选到一本感兴趣的，最终随意拿了第一排的一本有些旧了的专业书。
    这栋位于罗瑟区中心的房子，杨恪住了六年多。
    郁知年在两年前搬来，因为根据本州法律，同性的恋人需要同居满两年，方可申请注册结婚。
    郁知年搬来的前一天，赫市刚下了一场大雪。
    史密斯联系了搬家公司，把郁知年的东西打包了，在清晨运到杨恪这里。
    郁知年自己只背了书包，穿着大衣，鞋子上沾着雪花。围了一条灰色的围巾。他对杨恪笑了笑，说“早上好，杨恪”。
    杨恪没说什么，郁知年就说：“怎么又不跟我说话了。”
    “一句话也不说，好像又很不想让我搬进来了。”
    郁知年笑眯眯的，杨恪对他说：“没。进来吧。”
    有时杨恪觉得郁知年是自己碰到过的人中脸皮最厚的一个，无论怎么给他冷眼，对他无视，都难以将他赶走；有时怀疑郁知年的这类行为，是否也可能是因为幼年时受了太多的穷，才变得极度渴望金钱。
    有时觉得郁知年可怜。
    有时觉得郁知年可憎。
    郁知年离开赫市是秋末。
    杨恪正在外出差，他们原定在他回家的那天下午进行结婚注册。史密斯已替杨恪预约好婚姻注册厅，也联系了李禄，准备做信托和股份变更。
    回到家后，杨恪发现郁知年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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