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军事行动的过程实在是瞬息万变，其结果出乎很多人的预料。当景思立兵败之初，由于吐蕃兵势再度兴起，数千里外的庙堂中便蒙上一派悲观情绪，许多文臣建议干脆放弃熙、河地区，收缩兵力退保原来的防线。天子为此忧心忡忡，寝食不安，多次派宦官持诏书赶往西线，指令王韶为了保住熙州，可以持重不战。但王经略使却不为所动，没有采取被动、死守的方式应战，依旧是运用主动灵活的运动战法迎敌，不仅扭转了失利局面，更进一步扩大了战果。因此，当战役结束后，神宗皇帝对王韶给予高度评价，并特意派人给他带去了这样的谕旨：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可以说，当朝天子的这一表态，恰与先帝们实行阵图、监军一类控制将帅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到熙宁七年大败吐蕃诸部并招降木征后，王韶在西陲的拓疆活动达到了顶点，熙河路不仅巩固下来，其疆域更向西得到扩张。至此，他也走到了人生的最辉煌时光。
    要说王韶是宋代历史上最善用兵、也最具胆魄的文臣统帅，是毋庸置疑的，其军事才能足以与以往历代那些良将相媲美，甚至如杨业、狄青等本朝名将与他相比，也似乎略显失色。王安石曾专门题写《次韵王禹玉平戎庆捷》的诗篇，赞扬了王韶的赫赫功业：
    熙河形势压西陲，不觉连营列汉旗。
    天子坐筹星两两，将军归佩印累累。
    称觞别殿传新曲，衔璧宁王按旧仪。
    江汉一篇犹未美，周宣方事伐淮夷。
    作为大政治家王安石不吝笔墨，在诗里既写到了西北异常的严峻形势，也写出王韶挥师出征、排兵布阵和凯歌奏捷的非凡事迹，最后表彰了他为朝廷宣威西陲的巨大贡献，并将此与周宣王时代讨伐淮夷的战绩相类比。真是大将荣归，身佩累累印信，令人景仰。
    错位角色
    自古政坛讲究论功行赏，但凡睿智明君大都遵循。熙宁七年的年底，王韶奉诏调入京师，出任枢密副使，也就是国家最高军政机关枢密院的副首脑，这当然属于论功行赏原则的体现。在本朝历史上，以军功出身背景攀升至执政大臣的情况并不多见，此前只有狄青等有限的几位。除此之外，王韶还拥有礼部侍郎兼观文殿学士的显赫头衔，这些在外人眼里，确是春风得意。
    算起来，从上书议论边事到此为止，前后不过七年的时间，王韶便从一名离职小官跻身将相之列，将原本排在前头的众多朝臣远远甩在了身后，可说是步入了其从政的顶峰。这一年，他大约45岁，仍是大有可为的年龄。
    王韶步入枢密院之初，因为一身的辉煌战绩，还是深得皇帝的眷顾，他办公的衙署虽与皇宫有数百米之遥，但他感觉与天子的距离仿佛近在咫尺。来年的四月上旬，他加封开国侯爵位，祖上三代也获得追封官爵的荣耀。仅仅十余天后，他又获得封妻荫子的好处，其母被宣召进宫，受到九五之尊的接见，老人家当时就被册封为嘉泰郡夫人，他的两个儿子也得到加官的赏赐，连他的儿媳、弟媳与侄媳几位女眷都因此沾光，每人获得一顶金冠及一袭彩缎披风，真是皇恩浩荡，也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然而，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风光无限背后往往隐藏着阴云密布。要说升迁显达的结果，未必皆是喜事，要看位置是否合适，要看环境氛围及人际关系如何，若有一个环节出了差池的话，当事人就会遭遇麻烦，面临尴尬以至于倒霉的结局。遗憾的是，王韶这位擅长用兵打仗的军事家进入枢密院后，就发现朝堂绝对不同于战场，自己的聪明才智很难派上用场，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于是困惑随之而来。
    多年以来，本朝庙堂上养成的风气是，体现一位大臣才能和价值的主要标志，是理论学养的高低，讨论国事要引经据典，还得保持风度，所谓坐而论道。因此，一个实干家，尤其是军事实干家，通常便受到歧视。当然，谙熟官场门道也至关重要，要能妥当处理上下关系，不仅要赢得帝王的欢心，同时还要善于与同僚交往，该让步时要忍让，该角力时也不能手软，长袖善舞、拉帮结派、纵横捭阖、尔虞我诈之类的手段，一样都不能少，即使是专责军政的枢密院长官也不能超脱免俗。可在这些方面，王韶显然缺乏历练，骤然从军令如山的营门踏入错综复杂的朝堂，政治风浪权力旋涡此起彼伏，都令他目不暇接。可以说，他是一位纵横驰骋疆场的杰出战地统帅，而不是一位满腹经纶、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于是角色出现错位，高明的军事家沦为笨拙的政治实习生，一段时间后他头顶的光环自然渐渐消退。
    王韶能取得战场上的巨大成功，与神宗皇帝的信任分不开，他之所以出任枢密副使，也是因为天子对其战绩的欣赏，这是以用兵收益为轴形成的交换关系。一旦这种纽带断裂，他便难逃失宠的结果。遗憾的是，王韶入朝后就失去独立用兵的机会，因为庙堂远离战场，而重大军事决策由天子与中书和枢密院的诸位大臣会商，涉及的范围又相当广泛，他说多了，易招致他人的猜忌，说少了或说偏了，也会引起君臣的不满，特别是几位文臣出身的顶头上司多少都对他有些压制，遂令他的才华难以显示，就此逐渐疏远了与天庭的关系。更令他想不到的是，自己与王安石之间也产生了距离，这是谁都没有料到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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