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鞋匠的心理疾病，来自于童年的经历，童年的大多时候，都被哥哥们带着干三只手的营生，慢慢形成了一种强迫性的思维引导。
    不偷就手痒，尽管他的内心是不想那样的，但就是抵抗不了。
    只是通过修鞋的几次闲聊，王鞋匠大概都不晓得已经将自己的秘密全部透露给了面前的这位看起来十分温和的男人。
    然后就一步一步地走上了杀人的道路。
    至于第二起案件中的刘艳艳，她因为生不孩子，有着轻微的焦虑症，但这一种病症不足以影响正常生活，而且一般也发现不了。
    刘艳艳说起来与崔仁民算得上是熟人，不，更确切的说，崔仁民与其情夫是熟人。
    崔仁民与刘艳艳的情夫蔡彬算得是很铁的关系那一种，不然蔡彬不会明目张胆地带着自己的情人与崔仁民组过饭局。
    周末还带着各自的情人去郊外的农家乐玩过。
    所以说，知道刘艳艳秘密的人不止是隔壁老王，还有这位可怕的心理医生。
    第四起案件的魏松，与崔仁民的接触就更简单一些。
    他只是找崔仁民咨询了其儿子为何要跳楼自杀的原因。
    崔仁民只是单纯地想证明心理暗示的威力吗？
    警方再后来调查发现，这和崔仁民小的时候经常受其母亲打骂有关。
    母亲是一个脾气相当暴躁的女人，一言不合就开打。
    有一回，母亲因为学习的事情拿家里的衣架子劈头盖脸地就是一顿打，光用衣架子还不够，用脚踢。
    踢得崔仁民躺在地板上人事不醒，母亲打完扬长而去，并没有管崔仁民的死活。
    还是后来隔壁邻居发现了不对劲，打了120将崔仁民给送进了医院，才捡回来了一条命。
    经过调查崔仁民以前认识的人，都反应崔仁民的性格跟其母亲很相似，也有着暴力倾向，有过短暂的一次婚姻，其妻子因为受不了其婚内暴力行为，坚决与其离了婚。
    崔仁民的母亲前些年得了抑郁症，崔仁民还算是有孝心，花钱专门雇了一个阿姨照顾母亲。
    母亲后来趁着阿姨出去买菜的工夫，从23楼一跃而下，摔得稀碎，死的那天还差一个星期60岁。
    有警员提出，一个在业界有名的心理医生，难道连其母亲的抑郁症都治疗不了吗？
    还有警员提出，崔仁民母亲的死会不会跟他有关？
    这些都只是推测，并没有实质性的证剧。
    崔仁民也坚决否认其母亲的死跟其有关系。
    后来，经过警方的走访调查，在崔仁民跳楼自杀的时间段，有人看到过崔仁民出入过其母亲的住所。
    第11章 旧案之十一
    当时负责调查此案的泉城市公安局刑侦队队长熊虎对崔仁民说。
    “不管你承不承认你母亲的死跟你有没有关系，但因为你有五个人失去了生命，迎接你的必将是法律的严惩。”
    崔仁民在看守所里，哈哈哈地笑了一场。
    他说：警官，你就别诈我了，那天，我其实根本就没有到过我母亲家。
    那个女人，在我小的时候，她每次将我关在卫生间里将我往死里打的时候，我就想拿刀砍了她。后来，我大了，长高了，每当她拿着棍子想要动手的时候，我就狠狠地盯着她，拿一种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的眼神盯着她，她就没敢动手。我那个眼神是想说，只要你动手，动手我就还击。
    有一次，她到底没有忍住，举了棍子就朝我呼来，但那根棍子被我抓住了，那一天，我将她按在了地上，动弹不得。
    我放了狠话：“这是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你要再动手的话，那么这个棍子就会随时随地往你身上招呼。”
    那之后，她再也没有动过手。我们两个人在那个家里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她其实在我父亲当初和别的女人好上了的时候，就已经有心理疾病了，我只是稍加引导，她就成天要死要活的，倒是达成了我的心愿。
    她死的那天，我其实在那栋楼对面的马路边上，从那里，我可以清晰地看到她站在阳台上，盯着楼下的世界。
    保姆不在，我就给她打了一个电话。
    我说：“你是不是想和别的母亲一样，想要一个特别温暖的儿子，一个能嘘寒问暖的儿子，一个特别听话的儿子？我告诉你，这一辈子都不可能。
    你活着是不是特别痛苦，深爱的丈夫跟了别的女人，唯一的儿子又特别恨自己。
    我告诉你，想要摆脱那些痛苦，很简单，放下电话，从那里跳下来，一切就都结束了。”
    哈哈，她这一种抑郁到骨髓的抑郁症患者，当然经不得我如此一番引导。她果然听话地放下手机。
    她那天穿着一件红得乍眼的衣服，我挂了电话，看着她一跃而下，那一朵红仿佛开着一抹血红色的花，美丽而又心酸。
    我在心里默念，那些年，你加诸在我身上的痛苦，今天终于还回来了。
    崔仁民被判了刑，关进了监狱里。
    熊虎问过崔仁民，如果不是警方找到了他，他还会不会继续物色对象施以心理暗示。
    当时的崔仁民并没有回答，只是还给了熊虎一个意味深长的笑。
    春阳市公安局案情分析会。
    这五起因为一个心理医生的心理暗示造成的杀人案，摆上了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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