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他小时候怕生，不喜欢登台表演，这个习惯到现在一直还在，人一多就很安静，躲在一边不说话，除非是特别熟的人，才能聊得开。
    这就是他不愿意上春晚的原因，面对台下的观众，还是直播，怵得慌。
    只是，葛优后来还是走上了表演这条道路，有了家庭的熏陶，加上这么多年的龙套生涯，他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表演方式。
    拍摄《顽主》的时候，米佳山就说过葛优表演的特别松弛，特别自然。
    松弛有度，这是演员的基本功。
    在演员表演的过程中，用力过猛会给人浮夸的感觉，比如台湾的爱情电视剧里有个咆哮帝，就是用力过猛的最好诠释。
    力度不够会让观众觉得没有爆发力，太软，不出彩。
    松弛就是一个恰到好处的状态，观众看着舒服，觉得演员自然，不做作。
    葛优虽然没有正经的学过表演，但在塑造人物上有自己的见解，由于本身的外形不太好，他更注重表现人物的心理，这是一种由内而外的表现手法。
    能够做到这种地步，和他平时爱琢磨有关。
    遇到一个角色，他就会琢磨这个人物的心理状态，遇到事该是个什么反应，说什么话，说话的语气是什么样，有什么样的口头禅和小动作。
    在演员这个行当，这就是做功课，只有功课做得好，表演起来才会游刃有余，松弛有度。
    这一次，他觉得心里没底。
    《活着》这个故事太沉重了，福贵和他以前扮演的角色反差太大。
    葛优以往扮演的角色要么是偷鸡摸狗、不正混的痞子，要么是不靠谱的文艺青年，这是他第一次扮演性格这么复杂的人物，对他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刚开始看《活着》，他觉得有把握，那是因为他看的还不深，没钻进去。
    随着和张艺谋的交流，也看过还在创作中的电影剧本，这时候他才发现自己想的浅了，没有把握住这个人物的精髓来。
    福贵原本是一个乐观的人，但生活的苦难让他一次次遭受打击，他乐观不起来。
    到了最后，老年的福贵孤身一人，和一头牛一起生活，他在品尝了生活的酸甜苦辣后，仍然直面生活，他觉得没有比活着本身更重要的事了。
    说起来似乎很简单，这里面有好几个层次。
    福贵出身地主家庭，从小大富大贵，这是最浅层的乐观，赌博输光家产，被抓壮丁，回来后母亲死了，这是第一层悲观。
    妻子并未离他而去，还有了两个孩子，这让福贵继续乐观起来，以为好日子就要开始了，然而，接下来孩子和妻子接连死了，这是第二层悲观。
    孩子虽然死了，但有了外孙，福贵又看到了希望，没想到后来外孙也死了。
    这是更深层的悲观，在这之后，孑然一身的福贵无悲无喜，只想着活下去就好。
    从乐观到悲观的反复，每深入一层，这种乐观和悲观就加剧一分。
    想要把这一层层的生活状态层次分明的表演出来，非常的不容易，要让观众看到每一层的乐观和悲观都不相同。
    这不是单纯的欢乐和悲伤，而是要把人物每一次的笑和哭都要演出不一样的意境来。
    相比较而言，福贵最后的状态最难演绎，那种无悲无喜，大彻大悟，或者说是混沌的生活状态，或许才是生活的真谛。
    “尤子，你要是把这个角色演好了，以后就能把‘喜剧演员’前面俩字去掉，你就是个演员了。”冯小刚如此说道。
    葛优知道机会难得，不仅是参加这种大制作的机会，还是一次突破自我的机会。
    只要能把这个人物琢磨透了，演出彩了，他就能在华国演员中占有一席之地。
    在这个年代，演艺圈的演员对老一辈的表演艺术家都很敬仰，也想成为艺术家，就算是姜文这种华国一线男演员，还不敢自称为艺术家。
    这时候的艺术家还是个含金量十足的头衔。
    葛优也想着朝艺术家里头混，这次参加《活着》的演出就是走进“艺术家”的第一步。
    林子轩不懂表演，只能帮着葛优做人物分析，只是小说和电影不一样。
    他和张艺谋见过面，聊过剧本。
    张艺谋为了片子能顺利的通过审查，以及观众能够接受，对小说做了大量的改编，并不会把福贵身边的亲人都意外死掉，而是留下了福贵的妻子和外孙等人。
    这相当于给福贵留下了希望，消弱了小说原本的悲剧色彩。
    在林子轩看来，现在的电影剧本和小说已经是两个东西了，张艺谋只是采用了这个故事的架构，加入了讽刺和荒诞的元素，变成了一个他自己的东西。
    林子轩不好评价两者的好坏，只能说适合的就是最好的。
    小说和电影是两种不同的载体，以后或许还会改编成电视剧或者舞台剧，故事情节都会有出入，只要能获得观众的认可就是好作品。
    葛优认真的记下林子轩的人物分析，他会吸收各方的意见，和自身的表演相融合。
    和葛优聊完，林子轩还要安排妹妹的事情。
    既然林晓玲要报考京城电影学院的导演系，那就不能正常的复读了，而是要以自学为主，同时多看电影方面的书籍和一些国外的经典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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