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政府在经济中扮演了过于重要的角色，束缚了经济发展。许多政府官员，包括一些位置很高的官员，都误以为技术能够决定一切，而忽略了制度才是技术发展和创新的基本条件。”

    高磊cāo着流利的英语，向两位欧洲记者侃侃而谈。

    “高教授，你说中国的制度依然是管制经济制度，你能给我们举几个比较近的例子吗？”一位名叫康茨的记者问道。

    “这样的例子很多。”高磊说，“就拿最近中国发改委推出的首台套重大装备促进政策来说，这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计划经济的产物。”

    “我们也听说了这个政策，但对于政策的细节并不了解。请问高教授，你亲自参加过这个政策的制订吗？”另一位名叫伯恩斯坦的记者问道。

    高磊说：“我没有直接参与这个政策的制订，因为我从一开始对于这样的政策就是持否定态度的。国家财险公司为了显示决策民主，专门派人来征求我的意见，我提出了十点质疑，认为这个政策完全是有悖市场经济原则的，也违反了中国加入世贸协定时候的承诺，这样的政策一旦出台，将会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倒退十年以上，并使中国的入世成果化为乌有。”

    呃……，咱们能不能不要这么夸张啊？两名记者都有些受不了了，危言耸听明明是我们记者的看家本事好不好，你这样说话，算是戗行了。

    康茨和伯恩斯坦是通过欧洲的一个基金会与高磊联系上的，名义上是一次普通的采访，但实际上却是希望高磊对首台套政策提出批评，这样欧洲媒体就可以用中国人自己的观点来质疑中国政府的政策，从而达到向中国政府施压的效果。关于这一个采访目的，基金会在与高磊联系的时候就已经明确说过了，现在高磊与记者的问答，一定程度上属于按照剧本在演戏。

    高磊在无数个学术场合里都声称自己是“公共知识分子”，是所谓“独立学者”，自己的学术观点不会受政府的左右。这个标签让他在新兴的互联网世界里得到了广泛的赞誉，有无数以“公民”二字作为头像的网民成为他的拥趸，他随便发一条博客，就能够赢得数十万的点击以及数以千计的转发。

    但自家人知道自家事，高磊很清楚，自己的“独立”只是相对于中国政府而言的，对于国外的金主，他绝对不敢独立，而是必须照着金主的吩咐去说话做事，否则人家能够给予他一切，也能够收回他的一切。

    国际基金会左右学者的思想，当然不是用行政命令的方法，而是在基金申请的时候巧妙地给予一定的暗示。比如说，你的学术观点认为太阳是圆的，那么基金会就会把你拒之门外，反之，如果你认为太阳是方的，就能够轻易地赢得基金会的青睐。有了钱，你就能够广收门徒，能够参加各种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重复太阳是方的这一观点。

    当一个学术圈子里有越来越多的人说太阳是方的，那么“日圆派”就会被嘲笑为落伍，优秀的学生也不会投奔他的门下。而“日方派”则会蒸蒸日上，直到学者自己都相信太阳的确是方的，自己眼睛看到的东西不过是幻觉而已。

    高磊的本科和研究生教育都是在国内完成的，而且是在80年代前期，学的是很正统的苏式政治经济学，所以他最初是信奉计划经济理论的。他提出国际大协作理论，也并没有脱离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强调的是由国家引导产业与国际接轨，形成国际合作链条，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高磊并未否定。

    在自己的理论遭到批评之后，高磊尝试着转向了西方学说。此时正值西方经济学界提出“回归斯密”的口号，即回到亚当斯密所鼓吹的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模式中，拒绝一切政府干预。高磊写了一些这方面的文章，果然得到西方学者的好评。在这种情况下，他一发不可收拾，全身心地投入到新自由主义理论的研究中去。当然，说是研究，其实主要也是拾西方学者的牙慧，然后再结合一些中国的事情来加以发挥。

    西方学者对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