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菊池一起开车去下关察看发电厂和几个剩余的大米储备点。发电厂看起来完好无损，只要工人们对日军的保护持信任的态度，估计发电厂在几天内就可以恢复供电。我也很乐意在这方面提供帮助。但是日本士兵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残暴行为，让把必要的40～45名工人募集到一起的可能性变得非常小。在这种形势下，我也不敢冒险通过日本当局从上海调一名德国工程师来。

    我刚刚听说，又有数百名已经解除武装的安全区里的中国士兵被枪毙了。其中有50名安全区的警察也可能照军法执行处决，据说是因为他们放进了中国士兵。通往下关的中山北路上到处是尸体，到处是遗弃的武器装备。中国人放火烧了交通部。炮火把招江门打得千疮百孔，城门前到处都是成堆的尸体。日军自己不愿意动手清理，还禁止通往下关方向的挹江门。此处只能从一个边门通过。城门洞有一米多高的尸体，与修筑路障的沙包结结实实地叠在一起，要想乘车去下关，就得从上面开过去。

    我们组织所属的红卍字会进行清理。我们估计是要在枪毙那些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之前，先强迫他们来清理。我们欧洲人简直被惊呆了！到处都是处决的场所，有一部分人是在军政部对面的简易棚前被机关枪射杀的。

    总领事冈崎胜雄晚上来访时解释说，虽然有一些士兵被枪杀了，但是剩余的人都将被安置到扬子江心的一个岛上的集中营里。

    子弹把我们原来的校工也击伤了，现正躺在鼓楼医院。他被强征苦役，干完活后得到一份证明，在回家的路上就被人莫名其妙地从后背击中两枪。以前德国大使馆给他开具的证件现在就摆放在我的眼前，上面浸满了血迹。

    写到这里，后院里响起了日本士兵的砸门声。见佣人不开门，几个日本士兵就在院墙边探头探脑，看见我突然打着手电筒走了过去，他们立即就一溜烟地跑掉了。打开大门，我们跟在他们后面走了一段距离，直到他们消失在一个黑黢黢的巷子里，这个巷子的下水道里3天就已经塞满了好多具尸体。见此状况，我们不禁恶心地浑身颤抖起来。在院子里，许多妇女和儿童瞪着惊慌失措的双眼沉默地相互依偎在一起，一半是为了相互取暖，一半是为了相互壮胆。他们的希望是，我这个”洋鬼子”能驱赶凶神恶煞！

    前面提到的日本总领事冈崎胜雄在他今天的来访时还提请我们注意，日本人虽然没有承认我们的委员会，但是我们将受到的待遇和被他们承认的一样。随后，我们向负责接待我们在日本大使馆谈判的福井喜代志先生递交了一封我们致日本大使馆的信。全文如下：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致福井喜代志先生南京宁海路5号

    日本帝国大使馆二等秘书1937年12月17日此信作者放在了12月16日的日记中。

    南京

    尊敬的先生们：

    昨天下午总领事冈崎胜雄先生指出，从法律角度来看，国际委员会的存在是没有根据的。我们认为有必要对此问题作出若干说明。

    我们从未放弃寻求某种权力，与日本当局进行政治上的合作。我们需要指出的是，1937年12月1日，南京市政府马市长把城市在特别时期的几乎所有管理职能都赋予了我们，这其中包括管理警务、看管公共机构、消防、管理和支配房屋住宅的权力、食品供应、城市卫生等。1937年12月13日的上午，贵军获胜进城的时候，城市的管理权在我们的手上，我们是唯一尚在运行的机构。当然，我们所获得的权力不能超出安全区的界线，而且我们在安全区也无权享有主权。

    驻上海的日本当局曾向我们保证过，只要安全区内没有军队或军事设施存在，贵军就不会蓄意攻击安全区。鉴于我们是唯一的城市管理机构，在贵军进城后，我们就立即试图和先头部队取得了联系。12月13日下午，我们在汉中路遇见了一位贵军大尉，他正率部进入预备阵地。我们就此向他作了必要的解释，在他的地图上标出了安全区的界线，此外我们还向他恭敬地指出了3个红十字医院的位置，通告了中国士兵已经解除武装的情况。他当时所表现出来的配合和平静增强了我们的信念，即：贵军是完全理解我们的。

    当天晚上和次日早晨我们就起草了12月14日的函件，并让人译成日语。为了将这封信尽快转交给日本当局，我们的拉贝先生、斯迈思博士和福斯特牧师3人一直在忙于寻找贵军高级军官。关于这一点，日本大使馆参赞福田先生可以证明。我们一共和5名贵军军官进行了接洽，但是他们都指出，此事要等到第二天最高指挥官抵达后才能决定。

    第二天，就是12月15日，日本帝国大使馆福田德康先生和关口先生来访，关口先生向我们转交了”势多”号舰长和舰队军官的致意帖。我们向福田先生递交了12月14日的函件，并向关口先生承诺，我们愿意为电厂恢复供电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