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我清醒过来的时候，看到言谨弓着身子躺在我身边望着我，流浪的猫咪一样细不可闻地叫了一声，姐姐……
然后，他告诉我我在机场的酒店睡了一天。
他还说，是言浅抱我下的飞机。
到了德国之后，我才发现，言谨原来是会讲德语的。而且，回到言家之后的言谨，跟坐在我的店里吃雪糕的言谨，判若两人。
我突然意识到，关于她妈妈的死，关于言家，关于他即将面对的未来，其实言谨都是有心里准备的。出生在这样的家庭，经历了那么多隐匿和逃亡，那个教科书般的母亲，那个睿智从容的女人，怎么可能让自己聪明早熟的儿子一无所知？
她一定连生死别离的结局都为他铺垫好了，只是他终究不过一个十二岁的小小少年，他的肩膀怎能承住死亡的重量？
我远远看着灵柩前那个小小的身影，他为她献上最后一朵白玫瑰，然后安安静静地，看着泥土把她掩埋。
我注视着他的身影，不敢移开分毫，因为我答应了他会一直看着他，我怕他回头的时候找不到我的视线。
“我会照顾好他的，你放心。”言浅站在我身边，轻轻地，许下一个重若千斤的承诺。
“多好？”我忍不住问。
“视若己出。”她回答。
可惜，我没能看到她脸上的表情。
回国的时候，言家直接派了一架私人飞机送我。我对这个安排并不是很意外，意外的是，言浅居然决定亲自送我。
“言浅，谢谢！不过不用这么麻烦，我自己一个人可以的。”我诚恳地看着她，尽量表现出一种从容不迫的坚定不移，真的不希望她如此尽心尽力，我怕。
她看了我一眼，淡淡地扔下一句“你希望到时候他们用担架抬着你下飞机吗？”就径自上了飞机，留我一个人在原地，心潮起伏，浮想联翩。
也许是私人飞机太小了，我面对它的时候，并没有熟悉的压迫感，但是当机门关上的那一瞬间，我还是感到了一阵尖锐的悸动，仿佛心脏被谁抓在手中，随时都会被扯出身体。我坐在座位上，双手紧紧抓着扶手，闭着眼睛挨过那一阵恐慌，才脱力靠在椅背上。
言浅就坐在我旁边，这个时候才开口，“慕容，Tony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心理医师，如果你想跟他聊一下，他就坐在后面。”
我一动不动，连眼睛都没有睁开。我早就看到飞机上不止我们两个人，但我没想到她周全到连心理医师都带了。
她似乎叹了一口气，“或者，如果你实在太难受，我帮你打一针镇定。”
我睁开眼睛，从窗户的玻璃里看着她。她的脸，模模糊糊，看不真切。我低不可闻地回答：“这样挺好的，也许难受难受着，就习惯了。”
“慕容，”她很快就接话了，但是叫了一声我的名字，又安静了几秒，“这不是你的错，你不用这样……这只是一个意外，并不是任何人的错。”
我痛苦地闭上眼睛。
我知道，这不是任何人的错，这个道理，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
那个时候，我刚读完小学，我的父母终于决定分开了。
母亲走进我的房间，没有任何铺垫和前奏，问我：“小诗，如果妈妈觉得跟爸爸在一起变得很不开心了，那么妈妈可以不跟爸爸在一起了吗？”
我抬头仰望着她，难受又困惑，“因为爸爸做错了什么吗？还是小诗做错了什么让妈妈不开心？”
“当然不是你的错宝贝，你是妈妈收到过的最好的礼物！你是妈妈的骄傲！”她说。她蹲下来，蹲在我面前，拉着我的手，换成她抬头仰望着我，“也不是爸爸的错。”
我不明白。
她干脆坐了下来，坐在我房间的地板上，思考了一会儿，才重新开口：“这不是谁的错，小诗。只是，就像你喜欢吃棒棒糖不喜欢吃果冻一样，果冻并没有做错什么，对不对？别的孩子都喜欢它呢～你明白吗？这不是任何人的错。”
那天之后，他们就分开了。
我谨记我母亲的话，相信不是任何人的错。直到她在异国他乡找到那个让她开心的人，直到我父亲也娶了一个让他开心的女人，我都没有怪过任何人。
因为，至少，我并没有真正失去他们。
可是，如果我失去了呢？如果我失去了，如果我心里有恨，却还是任何人都没有错，那我应该怪谁呢？怪命运不公吗？命运从来就不悲天悯人的啊！
我只能惩罚我自己，当做是一种怀念……
“您好，需不需要帮您收一下空杯子？”
“啊，好，谢谢！”我回过神，把杯子递给穿着围裙的小姑娘，“麻烦再帮我点一杯……手冲吧。”
本来想说再点一杯拿铁，转念一想，留一点遗憾才会念念不忘，说不定第二杯喝到一半我就腻了呢。
“我们手冲有好几款豆子的，我帮您拿一下菜单吧？”
“不用了，就点你最喜欢的那一款吧。”我懒得看菜单了。
“好～”她甜甜地笑了一下，“稍等我帮您拿过来～”
“谢谢。”
过了一会，她给我端来了一杯“危地马拉-安提瓜”。
“不好意思，我不是很懂咖啡，所以请我们吧台的咖啡师帮忙推荐的……他说，危地马拉的咖啡拥有独步全球的烟丝味，非常特别，有‘香烟咖啡’的美称，他看到您坐在这里，马上就想到了这款豆子，希望您也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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