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到手术室急救，我们从两点忙到六点，终于稳住病人情况，但还是处于危重。
    人住进了ICU,一个小时后,没心跳了。
    死亡，是医院每天都会发生的事。
    按道理早该习以为常,可看见显示屏那条笔直的心率线,还是觉得无比难受。
    脑中反复确认自己的手术步骤和数据,强迫症般一个一个复盘。
    都没有问题,可为什么……
    这种无能为力的挫败感,像藤蔓般抓住我。
    我熟悉这种感觉，每年都有那么几次。
    ICU的黄主任拍我肩膀：“大龄病患本来各项指征已经临近危险值,他们术后风险远高于其他人,这是个大概率事件,安主任别自责了。”
    说话间,不远处传来哭嚎。
    望见那些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家属,我移开视线不忍再看。
    值班护士走过来，递给黄主任一个文件夹：“主任,五张死亡病例报告卡要签字。”
    黄主任接过文件夹，一边确认记录一边问：“家属签死亡告知书了吗？”
    “有一个还没……”护士扭头看着哭成一团的那些人，“他们情绪不稳定，我等会儿再找他们。”
    “那你尽快处理。”黄主任合上文件夹，递给护士后又交代，“注意态度，做好心理疏导。”
    护士点头，抱着夹子离开。
    这数值比我科室的多几倍，我忍不住问：“今天走了五个？”
    “正常范围内的死亡率，你看……”
    黄主任指着病房，又有两位病危患者被推进来，他们的家属被拦在外面，满脸恢败却又希冀地朝里面张望。
    “这里病床急缺，五个空床位，估计过不了两个小时就占完了。”
    说话间，玻璃外家属开始和护士胡闹，对方指着护士鼻子，威胁要告医院医疗不当。
    我和黄主任对此都习以为常。
    病患活着，所有家属对医生毕恭毕敬，等病患死后，有些家属变脸之快，宛若医生是他们的杀父仇人，指着鼻子骂都算轻的，还有拿刀威胁的。
    良好的医患关系，我们对此已经不抱任何期待。
    听见许多伤医的案件，不乏身边的事例，渐渐寒了心。
    张伯有次对我提起，说学院好几个教授专门在课程里加了自我保护的小节，就是害怕耗费大量精力财力培养的医学生，最后莫名其妙被医治的病患给废了。
    我规培的时候试图劝过失控的家属，有次差点被误伤，被带教老师吼了一顿，之后也算长了教训，学会冷眼旁观，再也没有出过头。
    我告诉手下的学生，要全心全意地医治病患，但也要全力保护自己。
    生命受到威胁时逃跑，不是懦夫的行为。
    陷入危险时大喊大叫，也不代表着不文明。
    作为医生，只有完完整整的活着，才能够救更多的人。
    后来，我有些理解这些闹事人的所作所为。
    把亲人逝去的悲痛转移成对我们的痛恨，或许这样，他们心中的内疚感才会轻些。
    砰——，搁在走廊的大花盆倒了。
    那些家属还在继续推搡，黄主任见外面动静太大，让医助去喊保安。
    他的脸上看不出情绪，语气也十分平静：“安主任，其实我很想不通，人人都知道医院可以治病救人，却意识不到这里也是要死人的地方，为什么呢？”
    我不知如何搭这句话：“总得给看病的人希望吧。”
    “希望？”黄主任像是听了个笑话，语气嘲讽，“安主任你知道吗，ICU每次的统计结果，家属的放弃率都高于病人死亡率。”
    这个数据我是第一次听说，之前只知道ICU花钱如流水，可能最后还是熬着时间等死。
    一位中年人进来找黄主任，弯腰向他道谢，说孩子情况稳定了，今天晚上从ICU转到特护病房，谢谢一直以来医护们的照顾。
    黄主任笑着说应该的，神情中藏着一丝可惜。
    我听见特护病房时，已经猜到七八分，等人走后问他：“变成植物人了？”
    “对，18岁的孩子，上学遇到车祸，在医院外就发生了心脏停搏。”
    听完黄主任描述，我也觉得惋惜。
    按照以往病例统计，这种情况能恢复意识的不超过5%，概率太低。
    外面保安已经强行分开闹事的家属，黄主任这才坐下，转着椅子面向我，说：“抢救的时候劝过他们放弃，就算强行救回来也是个植物人，相当于社会性死亡了，但没用，他们不听。”
    我感叹道：“植物人的家属不都如此么，他们清楚这样不算活着，可只要那人存在，即使毫无意识，对他们也是个慰藉。”
    “要是我，宁愿直接死了。”黄主任看着监护仪器，头也没抬，那笔划着备忘本，“安主任，你会做什么选择？毫无知觉的当个呼吸生物，还是有尊严的终止生命？”
    我右手下意识握拳，又缓缓松开。
    这个问题，我曾考虑过。
    当时我毫不犹疑，选择了后者。
    而现在，恐怕只有在降临的那一刻，我才会知道自己的答案。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对选择的态度变得无所谓。
    可能因为，太多次想要的和得到的不是同一个，渐渐就失去争取的勇气，也没有了非它不可的偏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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