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把他接回来，对他进行了心理治疗。当时的心理医生都说周燕安的心理很强大，他尽管为父母的逝去痛哭不已，但他的心理状态大体算是健康的。于是经过评估后，由他父亲的亲戚收养了他。
“再然后，就是他十八岁考上军校了。他在学校以出色的表现吸引了领导的注意，经过重重考核，他被吸纳进陆军特种作战部队，开始执行一些很艰难的任务，他完成得很好，是一个十分出色的特种军人，不仅在于他出众的能力，还在于他身上独有的特质，他总是能够安抚受害者的心情，让人在恐慌之中感到安心。他给人的感觉很温暖、积极，不像是有过童年创伤的人。我相信这一点你深有体会。直到……”
郑铎停顿了片刻：“周燕安左手腕上有一块疤，你注意过吗？”
易阿岚点点头。他很早就注意到了，但他从来没问过周燕安，周燕安显然也不想提及那块疤痕。
郑铎问他：“你知道那是什么造成的？”
“搏斗的刀伤吗？还是小时候的那场爆炸余波？”
“都不是。”郑铎说，“是块骨头割伤的，从一场爆炸里飞溅出来的骨头碎片。”
“那是五年前的一次任务。”郑铎的双眼有着迷茫而痛苦的漩涡，像是连灵魂都要被拖进记忆中难堪的洞穴里。
“当时国家因为经济发展，与很多国家展开了合作，有一些是不太/安稳的，内部矛盾多，外部又虎狼环饲。其中一个，因为其地理条件特殊，出于地缘政治和经济的双重需求，我们排除万难与他们的合法政府开启了良好合作。我们为他们提供资金、技术、人才，帮助修建道路、电路、工厂，让他们的资源能够快速高效变现，同时我们的资源进口也能更多样化、更安全。他们的政府拿着变现的资金终于能够武装军队、镇压内部反动势力，社会逐渐稳定，就业岗位增多，民众生活水平也提高了。但这些，肯定不是某些国家乐意看到的，他们希望这里混乱、落后、贫穷，好从中牟取利益和达到一些政治诉求。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某些国家政府暗地里资助式微的反动势力，发动了一场臭名昭著的恐怖行动。”
易阿岚浑身一震，他有印象。五年前，新闻铺天盖地都是那件事的报道，批评其残忍、血腥、毫无人性。但他没想到，那件事竟然与周燕安有关。
“那些反动势力发动自杀式袭击，绑架了我国在当地的众多工程师、工人及其家人。我和周燕安所在的特种作战部队因为距离该国较近，临危受命前去救援。救援行动不能说简单，也牺牲了几个好同志，才将大人们从恐怖、分子的秘密建筑里解救出来。是的，只有大人，成年人。他们的孩子全都不见了。”
易阿岚因为知道事情的最后走向，已经不忍再听下去了。
“正当我们为搜寻孩子焦头烂额、打算先把成年人撤走的时候，一辆由一个恐怖、分子驾驶的卡车出现在我们前面。卡车上装了一车孩子。那些不谙世事、受了惊吓的孩子被放了下来，欢呼着奔向我们，奔向他们最爱的父母。他们的父母在我们身后惊叫雀跃，想跑过去抱住孩子，但是被我们死死拦住。
“那些孩子身上，都绑着炸弹，计时器已经在倒数，只有三十秒，而他们距离我们不到两百米。我们拼命呼喊，让孩子停下，但他们怎么能听得懂？他们只知道，穿着我们这样衣服的人，就是电视里说的英雄，他们可以不再害怕了，可以跑进父母怀里了。我们让成年人退后，可前方跑来的是他们的孩子啊，怎么可能丢下不管。
“那一刻，我们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难题，并且需要在三十秒之内做出决定。可我们不敢。在只剩下五秒的时候，周燕安开枪了，用机枪扫射了那些纯真无邪的孩子——像他当年那样差不多大的孩子们。他们扑倒在离父母很近的地方，小鹿一般的眼睛里满是不解和痛苦。随后，爆炸摧毁了那一切。当时，我们的距离是那么近，近到一片飞出来的骨头碎都能割伤周燕安握枪的一只手。再近一点，哪怕一秒钟，我们，以及我们身后那些哭嚎崩溃的成年人都会像孩子们一样被爆炸粉身碎骨。
“这就是恐怖/分子的可怕之处，他们没有人性，却以折磨人性的柔弱为乐。他们甚至向全世界直播了这个场景，得意洋洋宣告他们的胜利，并借此激励潜伏在世界各地的恐怖/分子。
“没有人谴责周燕安，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不是他的错。民众谴责恐怖/分子，谴责那个国家没有做好反恐工作，谴责那个国家政府内部出现叛徒才导致恐怖/分子行动成功。工程师和工人悲痛欲绝，发誓再也不会踏入那里的国土一步，其他人也纷纷拒绝再去那里援助。两个国家的关系因为此事不得不陷入僵局，那个国家又重回混乱之中。而那些在背后主导的国家呢，并没有实质性证据。虽然我们都知道，那个国家混乱了，对谁的好处最大。政治才是最大的恐怖主义。
“周燕安从那时候开始，出现了严重心理疾病的症状，失眠、精神恍惚、幻听等等，他甚至无法与一个孩子面对面交谈。他见过很多罪恶，从不哀怨，以驱除黑暗为使命，但终究还是被这虚假恶心的现实打败了。我那时候才知道，他不是没有因为童年创伤而产生阴影，只是那阴影正向塑造了他，让他勇敢、善良、博爱，想去拯救这世界不停在发生的灾难。可是那三十秒，内心惊涛骇浪、不得不做出选择的三十秒让他的理想不堪一击。他发现自己原来面对这世界的罪恶根本无能为力。他曾经有多强大、灵魂有多纯粹，理想破灭后就有多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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