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还有一些案件，有些关键性证人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人有意的误导，明明没有看到凶手的真容，明明也没有听到当时的对话，却在做笔录的时候，非常清晰的描述出来过程，并且对自己的记忆坚信不疑。
    可事实上，在侦破案件的过程中，让见过嫌疑人的证人，来描述凶手的画像，是非常少见，也极少会用到的手段。
    因为人的记忆大部分时候都是模糊的，对于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普通人，即便是我们很熟悉的朋友，当我们想起这个人时，脑中也很难产生清晰的图画，更何况是去描述一个陌生凶手的五官。
    其实听到这里，许景昕已经发现了漏洞。
    随即就听周珩问：“你说‘她’是不是很傻，程崎说什么她就信什么。”
    可刚问出来，她自己就自嘲的笑了。
    对周琅来说，程崎当然是值得信任的，而且那还是处于“流放”中的周琅。
    许景昕这样说道：“这段时间我看了一些研究资料，还有一些心理学家做的实验。其中有一项研究是针对儿童群体，结果发现有四成的人编造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段记忆。”
    周珩疑惑的看过来：“这么多？”
    许景昕说：“详细的实验经过我并没有看到，我也只是转述。他们之中有很多人都非常坚信自己身上发生过的事，也有一些人可以完整地讲出故事的全部。还有七成的人，认为自己年轻时候犯过罪，曾用武器攻击过他人，还能描述出警察的长相。”
    “这怎么可能？”周珩困惑道。
    “可事实上，就是如此。”许景昕接道：“我过去处理的案件也有类似的情况，后来经过我们的调查，通过确凿的证据和其他当事人的口述作证，在那个嫌疑人的认罪中，有几段是来自他的虚假记忆。”
    周珩似乎已经被转移了注意力：“那是谁灌输给他的？”
    “没有这个人，起码我们没有找到这个人。”许景昕说：“或许那是来自他看过的电影，或是一本书，自己在脑海中勾勒了一个场景，或者是将情节代入到自己去过的地方和见过的人身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反复模拟越来越多，渐渐的就当做自己的真实记忆了。”
    周珩不说话了，正试图去设想那样的情景。
    许景昕继续道：“比较科学的调查是，当我们想起过去，我们会有大段的空白和‘遗忘’，这反而是贴近真实的。或者你回想一下，过去十年里，你清楚地记住的事有几件，这几件相对于三千多个日子来说，比例是多少？也许只有百分之一。那么剩下的呢？”
    “我的经验是，当我们面对一个证人或者是嫌疑人，我们会非常希望他能尽可能将事情描述清楚、完整，但同时我们也会怀疑，它过于完整，有很大的可能是编的。”
    周珩又看了过来，似乎听得十分专注，连表情都放松了。
    许景昕对上她的眼睛，缓慢地露出笑容，随即说：“曾有一位经验丰富的前辈跟我说过，如果有一段证词，不仅充满了逻辑自洽的细节，还有丰沛的情感，且当事人对自己描述的深信不疑，这时候我们就要警惕了。后来在我处理过的案子里，那些非常有把握的证词，最终也证明了它们是漏洞最多的。有时候就是证人或嫌疑人将他们听过的东西，代入到自己的记忆里。大脑是很神奇的，它会根据吸收进来的故事，进行合理的编辑、剪辑，令它看上去更逼真，这就像是艺术加工，二度创作。”
    这话落地，过了好一会儿，周珩开口了：“我想你说的是对的。程崎不仅给‘她’看了很多照片，还带有感情的描述了那些故事。我不知道它们是不是经过二度创作的，但或多或少是他主观认为的版本。人是讲感情的动物，可能就是因为太真情实感了，她就信以为真了。”
    许景昕轻轻颔首：“真情实感和真相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可我们往往会因为情绪上的感动、投入，而误将两件事画上等号。”
    周珩托着腮想了想，忽然笑道：“你知道‘撒旦恐慌’吗？”
    许景昕扬了下眉，摇头。
    周珩说：“就是八十年代在欧美盛行的一个概念，也算是一种心理问题，当时美国人普遍认为，那些恐怖小说、动漫、电影就是撒旦教徒的黑魔法，孩子的不良行为都是跟这些东西学的，而作为家长的自己没有责任。其中比较讽刺的一个新闻就是，当时人们坚信有一对基督教徒夫妇，他们对一个三岁的幼儿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利用儿童来完成宗教仪式，后来被判入狱。可是到了前几年，这对夫妇被无罪释放了。是不是很荒诞很可笑，但在二十几年前，美国人对这件事深信不疑。”
    许景昕也跟着笑了。
    这之后便是许久的沉默。
    周珩一直看着他，直勾勾的，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直到她打了个哈欠，许景昕以为她要回去睡觉了。
    可周珩却只是抱着膝盖，歪着头，问道：“依你看，我和她有什么不同呢？”
    这个问题听上去很简单，也很容易回答，可他却不能轻易下结论。
    眼前这个“周珩”敏感、易怒、脆弱，还因为那些负面记忆而阴晴不定，她现在看上去是平静的，却不知下一秒会变成什么样，可能就会因为他的一句话或一个用词而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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