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应在看《乐府诗集》。
    他从小就看遗音雅社留存的资料，里面的内容大多是沈聆二十岁后撰写的，语气格外学术。
    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年纪更轻、心性稚嫩躁动的小沈聆。
    一本没多少页的线装书，打开就能见到每一首诗后面或多或少的批注。
    《景星》：甚好！
    《箜篌谣》：知音难寻，贵在交心。
    《战城南》：思及朝廷、政府愚昧无知，割地赔款，向列强低头，是我便要揭竿而起，学太平！
    钟应看得笑出声，他不由自主去翻看了出版日期：民国十六年。
    那时候的沈聆约莫十五十六，心怀赤忱，从这句话批注，都能感受到他藏在心底少年不知愁的快意恩仇。
    钟应想了想，往后翻了翻。
    只见《木兰辞》旁，少年人表露无遗的一腔热血——
    “古有女儿替父从军，我堂堂男子只能躲于一室，抚弦奏琴，着实可气！”
    钟应记得，民国十七年，也就是1928年，沈聆的小叔悄悄从军投共，他也闹着要去，被老太爷抓住了，好一顿家法伺候。
    看这批注，钟应都能想象一个愁眉苦脸、满腔义愤的少年，闷闷不乐的关在房间里翻看《乐府诗集》，在品读木兰从军时，有感而发，奋笔疾书。
    这样直白稚嫩的沈聆，钟应还从未见过。
    樊林留存的资料，都经过沈聆的精心挑选。
    无论是书籍、乐谱，还是沈聆的日记，都透着历经战争后成长的青年，成熟稳重的语气。
    钟应翻看着自己并不熟悉的少年沈聆，勾起嘴角扬了扬手上的诗集，问道：
    “师父，为什么沈老太爷会把这些东西一起给贝卢？”
    “怕抄家的时候，沈先生遭罪吧。”
    樊成云在翻看贝卢日记，说道：“贝卢日记里面写了一点，说沈先生被抓走的时候，自己父亲提出要帮忙保管贵重物品。沈家拒绝了几次，最终带着东西登门。”
    “我只能猜，是老太爷舍不得毁掉这些存本，又为了安全，所以把它们连同古董、古琴一起，请贝卢保管。”
    说着，他长叹一声，“虽然日军不一定识字，但伪军比日军更可怕，他们如果翻到这些，必然会断章取义，拿去领功，沈家就什么都留不下来了。”
    钟应听完，埋头再翻几页，果然能在《十五从军征》这样的战争诗旁，见到小沈聆怒斥日本人的感慨——
    说什么保护日侨，却杀我百姓、占我土地、征我徭役，古有“十五从军八十归”，今人济南无命还！
    字字血泪，透着十五六少年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赤胆。
    沈老太爷做的也是万全之策，只可惜……
    他放下线装书，好奇的盯着樊成云手上的绒面本子，“师父，贝卢还在日记里写了什么？”
    樊成云笑了笑，随手递给他，“也没什么，一个老头子的喋喋不休罢了。”
    因为樊成云的话，钟应对贝卢的日记升起了一丝丝的兴趣。
    毕竟，这人再讨厌也是当年事件的亲历者，不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他有没有好好反省。
    那位躺在医院里的老人，早些年还有精力和习惯，去记录每天的感悟、见闻。
    手上这本日记，字体不算流畅，意大利语用词简短，应当是贝卢年轻时候写下的。
    钟应翻了几页，便明白了师父为什么看得如此专注。
    ——大使说，沈聆家里出了地位不同一般的首长，也许中国要变风向，又来登门劝告父亲归还那些物品。
    我不愿意，如果沈聆真的看重这张琴，就该亲自来意大利。
    那时，我就还给他。
    钟应皱着眉，又往后翻了许多页。
    ——父亲远航出海，遭遇海盗。我在想，是不是我阻止他归还沈家财物，遭到的报应……
    如果沈聆来佛罗伦萨，我就把所有东西还给他。
    他愣了愣，心中升起了一丝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
    再往后翻——
    “沈聆去世了。”
    孤单的日记页面，只有孤单的三个词。
    日记仿佛从这一页开始断篇，再怎么翻，后面都是整本的空白。
    钟应站起来，走到贝卢日记堆前，又拿了一本。
    这一本日记，贝卢的字迹流畅许多，写着他的不少规划。
    ——我要求博物馆开辟出主厅，用来悬挂那幅《千里江山图》。中国藏品太少了，我应该好好展示沈聆送给我的全部东西。
    ——意大利音乐剧院设计四个主厅，问我怎么命名。我选了雏菊、紫罗兰、玫瑰、冬青，话语是“深藏心底的爱”“永恒不变”“我爱你”“生命的延续”。
    钟应看得皱眉，烦躁地把它扔回去，又找了本封皮较新的日记，想看看贝卢有没有提到爷爷。
    一打开就见到——
    “樊成云很像他，像他不远万里，来看我了。”
    “我想把他日记全烧了！”
    钟应看不下去，愤怒的征求师父的意见。
    樊成云哈哈大笑，从他手上抽出那本日记，“烧了做什么？等他去了阴曹地府，正好拿着日记跟沈先生说，‘看看，我有忏悔’吗？”
    “这才不是忏悔。”
    钟应恶狠狠的盯着师父手上的日记，咬牙切齿的说：“都是一个老头子的幻想，他根本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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