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危急，俊杰费尽周折托熟人弄来两辆汽车，第四天一早载着家人匆忙离开烟台奔青岛。他们从青岛坐火车到济南，火车沿胶济线行驶，不时有日机掠过。每当这时列车便紧急停车，并发出警报，旅客急忙跑到铁路两旁的野地里隐蔽，等敌机远去后再返回。俊杰把两岁的女儿嘉卉抱在怀里跑，小女孩以为爸爸领着大伙捉迷藏，咯咯地笑，俊杰哭笑不得。如此反复多次，车到济南后，大家已经累得人仰马翻。
淑君怕孩子们经不起折腾，主张在济南多停留一天。两天后他们踏上开往南京的火车。济南车站一片混乱，万头攒动，除了难民，还聚集了许多南渡的北方文化界、教育界人士，以及数以千计由烟台徒步而来的年轻学生，俊杰碰到很多熟人。站台上有手持白旗募捐资助伤兵的人，俊杰捐了一百块，募捐者震惊，因为人们通常最多捐一块钱。
火车无所谓班次，大家见车就上，每节车厢都塞满了人。俊杰和相熟的朋友们先抢上车，各家的女眷和佣人在车下把孩子们从车窗依次塞进去，俊杰他们接住。然后男人们拉着女人从车窗爬进去。俊杰把淑君拉进来后，一时不肯松手，抱着她说“丧乱之时，我们一定要守在一起，切不可分离。”
俊杰他们买的是头等车卧铺票，结果却只抢到三等车厢中的三个座位。三个女人抱着三个小孩坐着，俊杰自己只好笔直地站着，连转身都不能。
半路上，朱自清的儿子告别众人，和几个青年一道下车投奔抗日游击队。望着年轻人远去的背影，俊杰不能平抑自己的心情。
第43章 一寸山河一寸血 （2）
“大达公司以先生之力，当可免此惨烈义务。”
“你们是有力赚钱，无力爱国！”杜月笙微皱眉。
这是大达轮船公司内部股东会议。1935年7月，日后纵横北欧、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德国陆军名将法尔肯豪森，身为国民政府的军事顾问，鉴于日益紧张的中日形势，起草了《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书》，指出在长江防御方面须封锁江阴。日后中国军队的抗战行动很多在这个文件指导下进行。
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担心日本军舰沿着长江水路快速西进，攻克南京、甚至重庆，而如果依靠海军在水面上狙击日舰，几乎没有任何胜算，于是，沉船断流成为唯一选择。国民政府决定在江阴沉船，江阴沉船的目的有两个，一是隔断航线，防止大批日本军舰从吴淞口溯江而上，直冲南京；二是截断长江中上游九江、武汉、宜昌、重庆一带驻留的日本军舰和商船以及大批日侨的归路，作为与日交涉的筹码。
沉船断流的重任落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航运公司肩上，其间，最重要的轮船公司分别是国营的轮船招商局、虞洽卿的三北公司和杜月笙的大达公司。
接到国民政府交通部沉船封江的密令，上海市轮船同业公会主席沈仲毅立即召集同业秘密会议，动员同业以船身较次者租给政府用以阻塞江阴水道。杜月笙率先表态，将无偿捐献出自己名下的大达轮船公司的船只。杜月笙此言一出，众人纷纷踊跃参加。处此国难当头，听着沈仲毅转达交通部俞飞鹏部长对上海航业界的厚望，各航商均深明民族大义，共抱同仇敌忾之决心，慷慨应征，按预定计划完成沉江船舶的集中。
不料杜月笙在召开大达公司内部会议时，股东们提出异议，希望杜月笙凭借他的活动能量，保全大达公司。
“周翰，你怎么想？”杜月笙问顾周翰，周翰是除杜月笙之外，大达轮船公司的最大股东。
“一切由先生决定，听先生安排！”
卢沟桥事变后第二天，周翰即派经国回乡把祖母吴氏接到上海，准备立刻去美国。但吴氏和陈氏绝不肯走，认为战火不会扩大，周翰很无奈。
大达公司内部会议上，杜月笙排除众议，决定以总计1万吨的江海大轮来支持国民政府的沉船计划，他同时叮嘱与会各位股东封江断流的事不要泄露。会后，周翰留下来跟杜月笙闲谈几句，杜先生说要在自己门下找一个稳妥的人带船去江阴，配合政府行动。“我去吧，先生。我近来无事，想去看看。”周翰是好动的性子。
“周翰，那怎么好？劳烦你去是大材小用。”
“救国救难的事我愿意亲身经历。是我性子不够稳妥，先生不相信我？”
两人都笑。
8月11日，日军出动27艘战舰开进吴淞口，直逼上海。11日下午参与沉船断流的各航运公司接获海军封江密令。12日清晨，海军的舰队与民用江海大轮集结于江阴下游的鹅鼻嘴。
8时整，江面各军舰由“平海”号轻巡洋舰率领进行升旗礼。各舰官兵在舰舷“站坡”，遥向军旗行礼致敬，陈绍宽的上将司令旗在军乐声中冉冉上升到“平海”号主桅顶端。随后海军派员至各民用轮船，指示船员注意两岸停泊标志，使船横沉于连接两岸标志的一条直线上，此时大达轮船上的船员们才知道要凿船沉江。
各船抵达预定位置后，坐镇“平海”的陈绍宽发出沉船命令，8艘清代遗留的旧军舰和23艘大型商船于江面最狭窄处打开水底门、缓缓下沉。此时汽笛哀鸣，军旗低垂，不能痛击敌人于水上，而无奈做此悲壮之举，海军众将士皆黯然无语。自沉作业一直进行到傍晚才初告结束，周翰站在岸边旁观沉船封江，明白海军要在江阴誓死挡住日军，心中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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