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这些干什么？”苏以柔柔一笑。
抬起头，单娆换上招牌笑容：“说真的，我挺想于今的，有他在时聚会总是特别有趣，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一口喝光杯中酒，单娆拿起酒瓶又给自己满上，然后看着苏以说：“好多人跟我说泰国男人特别不靠谱，你可千万千万千万不要上当，嗯，估计那些娘娘腔也没那个本事……第二，6个月内一定要回来一趟，嗯，最好5个月，不然移民局那边会很麻烦……”
说到这儿，单娆扭身指着楼上说：“只要我在这里，你的房间我就给你留着，谁也不许住。”
“单娆……”苏以想说什么，又忍住了。
放下酒杯，一下抱住苏以，单娆红着眼眶说：“过去之后，你一个人照顾好自己，有事就给我和老温电话。”
说完，单娆站直身体，拉着苏以看向边学道：“我和老温都搞不定的，就找他。”
迎着单娆和苏以的目光，边学道郑重说道：“在泰国遇到困难你告诉我。”
平静地看着边学道，苏以点头不语。
苏以走了。
武思捷和沈雅安来了。
一起来的还有四个崭露头角的总培生。
四个总培生，两男两女，入职前两个在英国留学，两个在美国留学，其中一个是哈佛硕士。四人英语口语都很好，并且做足了功课，确保边学道哈佛之行不出纰漏。
边学道本人对“总培生”项目很重视，他认为总培生们能跟集团的“问道学院”和“有道学堂”一起构成完美的人力资源储备，既打破内部派系圈子，又产生鲶鱼效应，给企业带来更多活力。
事实也确是如此。
“地位超然”的总培生让中层老员工们既羡慕又嫉妒，同时也感受到极大压力，因为如果他们原地踏步的话，这些总培生极有可能抢占原本属于他们的职位，压缩他们的上升空间。
而这些总培生空降而来，在集团里没有一点根基，完全靠“总办”赏识程度立足，压力同样不小，所以每个人都全力展现自己的能力，工作热情非常高。
武思捷和沈雅安到旧金山第二天，在下榻酒店里，边学道请一行人吃饭，包括总培生。
席上，当过大学教授的沈雅安有意考较考较四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他问道：“你们来公司时间也不短了，你们怎么看待研发和营销支出比？”
10分钟后，四人全都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两人认为研发重于营销，两人认为营销与研发并重。
点点头，不做任何评判，沈雅安接着提问：“你们都有留学经历，以你们看，为什么美国的创新力强于欧洲和国内？”
呃……
如果说上一个问题里藏着绕不开的陷阱，这个问题对四人来说几乎等于送分题了。
哈佛毕业的女硕士抢先回答：“因为美国更包容失败。我读书时，多次听人说起过硅谷流行的一句话——‘快失败，早失败，常失败！’在美国，在硅谷，一个人失败了，破产了，通常不代表终结，而是代表重生，多数创业者会把失败视为前进路上排雷，把失败和破产看作创业路上的一场必经仪式，正是有这种不怕犯错、包容失败的观念和大环境，才有源源不断的成功创新。”
另一个在美国留过学的男生接过话头：“多数人只看到硅谷创业成功者的风光，没看到失败的95%。失败的95%中有多少人没有灰心丧气，没有一蹶不振，还能继续留在圈子里不被其他人看轻嘲笑，还能继续找到投资实践他的idea，这个留存率是硅谷最厉害的地方。反观欧洲和国内，因为文化和制度差异巨大，欧洲和国内的创业失败者遭受的惩罚更重，往往面对经济和精神双重打击，更别提国内对知识产权保护不足，等于从根儿上浇灭了创业者的创新积极性。”
男生说完，另一个女生开口说：“我认为除了制度，深层次的文化因素影响更大。比如说，国人从古至今都喜欢研究人与人的关系，而欧美侧重研究人与世界的关系，这一点在名著里体现的非常明显。还有就是美国人的思维往往更加客观理性，而国人则喜欢感情用事，容易陷在里子、面子和小聪明里出不来。”
一番讨论过后，吃了几口东西，边学道忽然开口：“你们觉得美国人和欧洲人聪明在何处？”
这个问题有点大，可是必须要回答。
还是哈佛女硕士先回答：“我觉得美国人的聪明在于用聪明的回报方式调动创新积极性。”
嗯……这个回答紧扣前一个问题，很是巧妙，更妙的是她只回答美国，给另外三人留了回答空间，避免自己太出风头被孤立。
接着，另一个男生回答：“我觉得英国的聪明在于用聪明的制度保护先进生产力的利益。”
另一个女生回答：“我觉得德国的聪明在于勇于悔过和对制造立国的坚持。”
美英德都被说完了，还没发言的男生想了一会儿，坦白说道：“其他我说不好，我只是觉得鼓励学生去发现创造新事物的教育比只会强调记住标准答案的教育更高明。另外国内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以学校校门为界，大多数人只要出了校门参加工作，就基本停止学习专业知识，少数人甚至恨不得把当初折磨自己的教材全都扔了烧了，再不想多看一眼，当然少数职业的从业者除外。反观欧美，相当比例的人自认为是‘终身学习者’，终身学习是很多国家的基本理念……为什么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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