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庆文听到这里,已被吓得浑身冒汗——别看崇祯皇帝年纪轻轻,半期事情来也往往显得十分急躁幼稚,但京师城内毕竟是他的主场,姬庆文一踏进京城九门,就已经被效忠于崇祯帝的无数双眼睛顶住了。
而姬庆文身边,不就有个崇祯皇帝安插的眼线——李元胤吗?有此人在自己身边暗暗地听墙角跟,皇帝知道自己同徐光启谈话的细节,那也就并不奇怪了。
想到这里,姬庆文已是不寒而栗,灵机一动,赶忙扯谎道“唉!皇上,也不知是哪个耳背的,竟把臣同徐阁老之间的话给听岔了。我们说的不是什么‘姬党’,而是‘帝党’……我们的意思,是说臣子结党营私那是不对的,只有紧密团结在以皇上您身边,结成唯一的‘朋党’才是正确的政治立场。而这个‘朋党’,不就是‘帝党’吗?”
“姬党”和“帝党”还真是一字之差,读起来的口音也是十分相近,姬庆文这么解释倒也并无不可。
可崇祯皇帝性情多疑,对姬庆文这样的解释,他并不十分确信,眼睛一斜,问道“哦?你能有这样的忠心?莫非是朕错怪了你了?”
温体仁刚才在姬庆文这里吃了亏,立即就摆出一副黑脸包公似的严肃神情,说道“皇上,姬庆文分明是巧言令色。君子群而不党,姬庆文结交内阁重臣,经营私党,分明是小人之所为,不把皇上的教诲放在眼里。”
自打崇祯皇帝登基以后肃清阉党以来,东林党及第一批东林党徒的后人结成的“复社”便成了朝中最大的文官势力,而这股势力的领袖虽然是在野的钱谦益,但他们选定的朝廷里的代言人,却是内阁首辅周延儒。
因此作为最大朋党势力的首脑的周延儒大人,一听温体仁的这几句话,只觉得温体仁并不是在指责姬庆文,而是在指桑骂槐地责骂自己。
这个时候,周延儒作为内阁首辅大臣,不能有半点示弱,轻咳了两声,说道“温大人,你未免也太过危言耸听了吧?我看徐大人和姬大人不过是随口玩笑而已,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若是像温大人你这样,字字句句锱铢必较,那岂不是弄得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了吗?”
温体仁没想到周延儒的反击会来得这样迅速直接,反倒被骂得哑口无言,怔了半晌,才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也不过是给徐大人和姬大人提个醒,让他们防微杜渐,这又有什么错?”
“哼!”周延儒立即抓住温体仁的话头,说道,“好么,原来温大人也知道这件事情本就落到一个‘无’字上,那你方才这般声色俱厉的指责,岂不是在无中生有、陷害忠良、莠言乱政吗?”
周延儒不愧是连中会员、状元,离“连中三元”的文官最高成就只差一步之遥的大人才。他这几句话,就好像将无数个大帽子,劈头盖脸往温体仁头上盖过来,让贵为内阁次辅的温体仁不知该接,还是该甩。
还是崇祯皇帝向着温体仁,轻咳了一声,说道“周爱卿,你方才说温体仁是在危言耸听,可你这几句难道就不是了吗?温大人和你同朝为官,又同在内阁行走,有话你可以好好说,又何必这样呢?”
这就明显是在拉偏架了。一样是乱叩帽子乱说话,崇祯明显是拉着温体仁打压周延儒。
周延儒是个精明人,当然已经体会出崇祯皇帝的心意,可他心中虽然不服气,却也不能把皇帝怎么样,只能忍气吞声,说了一个“是”字。
姬庆文虽然不喜欢周延儒,然而在结党这件事情上,他却同周延儒站在同一战壕之内,便连忙过来打个圆场,道“皇上且息怒。昨天夜里,臣确实同徐大人谈了许久。不过臣也有些自知之明,同徐阁老所谈的,也并不是什么朝廷大事,而只是一些科学技术问题。皇上要是不信,可以派人去徐阁老的府上取两本书过来,臣昨夜同徐阁老谈的就是这两本书里的内容……”
“哦?是吗?”崇祯帝有些怀疑地问道。
要是寻常皇帝,听到臣子这么说,便不再往下追究了。毕竟姬庆文已说得有凭有据,只要将那两本书取来一看,就知道是不是在欺君瞒上,像这样一下子就能揭穿的谎话,这些能当到位极人臣的人精们,是不会随便乱扯的。
可崇祯皇帝朱由检可不是寻常皇帝。
本着一颗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科学精神,崇祯皇帝招来一旁伺候的太监道“你,这就去徐光启的府上,就说是徐阁老要取昨天晚上的两本书,要拿来献给朕,让他们管家去取。别的话一句不要乱说。朕给你一刻钟时间,去将这两本书拿过来,超过时间你便提头来见!”
那太监听了一惊,赶紧磕了个头,连滚带爬便跑了出去。
姬庆文没想到崇祯皇帝这么较真,只能言不由衷地夸奖道“皇上,这世上最怕‘认真’两个字。皇上办事这样‘认真’,给我们臣子做出了榜样。要是朝廷百官人人都像皇上这么认真,何愁朝政没有起色?何愁百姓不能安居乐业?”
徐光启心里踏实,便也附和道“姬大人说出了老臣想要说的话。皇上这样认真,别的不说,至少天下冤案能少了一大半,这也是社稷之福啊!”
周延儒在这件事上是站在姬庆文一边的,听姬庆文和徐光启说得胸有成竹,他自己心里也颇有了几分底气,微笑着侍立不语。
倒是温体仁不淡定起来,一颗心“噗通噗通”地乱跳,就好像被人在胸膛里塞上了一只不安分的青蛙。
为了排遣这样的忐忑心情,温体仁拿出一副忧国忧民的派头来,开始同崇祯皇帝议论起国家大事来。
姬庆文在江南一隅,许久没有在朝廷中枢活动了,难得有这样的机会,便也竖起耳朵仔细地听。
原来自去年年底赶走满洲皇太极之后,朝廷用度变得更大,朝政越发难以支持。
首先是京师周边遭遇满洲鞑子践踏蹂躏之后,需要大量银两恢复原来的桥梁、道路、庄田,这么大的投资,仅靠乡里缙绅捐献是不够的,朝廷也需要大量拨款,支援地方建设。
其次是孙承宗这边,需要恢复关宁防线并要同时加强喜峰口一线的防务。这一部分需要大笔银子的供应,虽然有姬庆文的苏州织造衙门每年输送八十万两白银进京,却也只能解决一半的预算投入,朝廷在这部分,每年仍需投入白银八十万两以上。
以上可以算是。
大明朝的天灾也是不少。
现在已是九月份了,陕西、山西那边的旱灾没有半点好转,眼看今年秋天西北就将颗粒无收,黄河以北其他地方的收成也不好。淮河流域则逢大涝,眼看已经成熟只待收割的水稻,被大水冲了个一干二净。因此大明朝上下,只有四川、江南的年景还可以,必须从这两处征调粮草来赈灾。
而运输也是需要成本的,从南方调集的粮食要送到北方去,又是一大笔投资。而且在征粮的过程中,也是极有学问——要是征得少了,就没法有效赈济灾民;要是征得多了,就会会让富庶地方的百姓活不下去,官逼民反,破坏了这些地方的生产,反而得不偿失。
摆在崇祯皇帝面前的,是何等样的一道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