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庆文穿越到明朝已有三四年时间了，早就已经摸准了这些大明朝的官员们的套路，只要一提起“皇帝”两个字，直接或是间接地动用起皇帝的权威来，那么那些原本官威十足的大小官员们，便会变得谨小慎微得就像童养媳似的。

    沈良佐也不例外。

    他一听姬庆文说起皇帝来，立即说道：“不……不……当然没有，没有这个道理……杂家只是想请姬大人看在我们同朝为官的份上，能够帮我一把，先暂借我个一二十万两银子，也算是能让杂家过几天宽裕日子……”

    姬庆文假装叹息道：“公公，不是在下不肯帮忙。实在是松江码头上欠了苏州织造衙门太多钱了，恐怕再难借钱给码头上了。”

    这叫什么话？

    苏州织造衙门是你姬庆文在管，淀山港码头也是你姬庆文一手修建的，不过是左手换到右手而已，又谈得上什么欠不欠的？

    于是沈良佐便问道：“姬大人这话又从何说起呢？这两处生意不是都在姬大人手上吗？”

    姬庆文道：“沈公公别忘了，苏州织造衙门可是每年要向皇上进贡大批绸缎和银两的。下官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擅自用织造衙门的钱去搞码头这种亏本生意的啊。因此，在下便耍了个小花招，让码头‘暂借’织造衙门的银两运营，这些欠钱，等有朝一日码头赚到了钱，是要还给织造衙门的哦……”

    姬庆文口中提到的这个套路，后世广泛用于政府修建桥梁、机场、高速公路等大型工程之中——也就是先筹集资金，然后再收费偿还资金本息，而筹集资金的抵押则是尚不存在的大型工程和固定资产。

    考虑到沈良佐是个脑子不甚灵光的明朝人，姬庆文没有把套路说得太详细，却也足够让沈良佐赶到懵逼了。

    只见他惊讶了半晌，这才说道：“这可……真……真是匪夷所思……姬大人这算账的方法，杂家可真是闻所未闻……”

    姬庆文一笑道：“寻常有一笔账两笔算的，也有两笔账一笔算的。可在下可确确实实是两笔账两笔算的啊，这有什么好想不通的？更何况在下看在沈公公的面子上，已经暂缓催促码头欠款了。公公，你看你到任了也有将近一个月了，我什么时候像你讨过钱？要是放在以前，码头上可是要每个月都往织造衙门账上打两万两银子的哟！”

    姬庆文这话不过是临时起意、随口说说——反正织造衙门和淀山码头的过往账目都牢牢掌握在姬庆文自己手里，他再怎么说都是可以的。

    而沈良佐兴冲冲从松江跑来苏州，原本是要向姬庆文讨些银两的，却不料三言两语之间，他却每个月都欠着姬庆文两万两银子没有给。

    沈良佐同姬庆文谈了不过两盏茶的功夫，便带着一肚子回松江淀山港了，连过夜都没过。

    回到淀山港，没有从姬庆文那里讨到一两银子的沈良佐，只能召集起自己在江南本地招募的几个军师、谋士，商量起下一步的对策来。

    谁知道这些所谓的“江南才子”都是些篾片相公，吟风弄月、填词作诗都是满肚子的本事，偏偏没有半点经世济民的真才实学，商量了一整夜，都拿不出什么事半功倍的好办法来。

    想来想去，只有老生常谈的四个字“开源节流”。

    开源，就是要增加淀山港的收入。可淀山港现在管办分离，除了向过往海商收取关税之外，并没有别的收项。于是沈良佐便一改姬庆文按船舶长度、吨位收钱的规则，转而以商船运输的货物的价值收税。

    可商品的价值却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块缅甸产的翡翠，你说值五百两银子、我说只能去腌咸菜，谁都有谁的道理，根本没有统一的标准。于是海商们只能去寻求贿赂沈良佐或是他手下书办、主簿的门路，求他们在清点货物的时候能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少收些关税。

    建立起一套严格的规矩十分困难，可要打破它却方便得很。

    被沈良佐这样一搞，原本秩序井然的松江府淀山港码头顿时变得乌烟瘴气——老实本分的海商不得不多缴几倍于之前的关税；而投机取巧的海商在关税上固然得了便宜，可行贿的钱却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这样一来，淀山港相比其他老牌海港关税低廉、贸易自由的核心竞争力已然丧失了不少。要不是只有在这里才能购买到苏州织造衙门生产的进贡丝绸，那些一闻到利润，行动起来便比苍蝇还快的海商们早就调转风帆船舵，转投别的港口去了。

    总而言之，“开源”这件事，算是被沈良佐勉强办理下来了。

    可“节流”这事却不是那么好办的。

    所谓“节流”，就是要尽量将不必要的开支和成本节省下来。

    码头的开销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码头日常维修、维护所用的成本；其二则是码头上雇佣的这一千五百多码头工人的日常工资和福利支出。

    关于第一项，姬庆文在年初离开南京之前，就已经划拨了足够的银两，将原本就十分坚固的码头重新整修扩建了一番，码头里里外外都跟新修的一样，这笔钱自然就可以暂时节省下来。

    而第二项却是万万不能省下来的。

    当初姬庆文听到皇帝派了沈良佐来当自己的上司的时候，就处心积虑地想要给他难堪，因此故意将码头工人每个月的工资提高到每月十两银子。这样，一共一千五百个工人，再加上一些赏赐和津贴，要养活这群人，就得每个月花三万两银子。

    于是沈良佐便想着从这些人身上开刀抠银子下来，打算将每个月的月例银减半发放。这样一来，增收之后的关税，减去工资支出，那码头每个月还能有所结余，可以让沈良佐的日子过得略微舒服一些了。

    可这些码头工人原本都是陕西乱民，跟着闯王高迎祥、闯将李自成挑旗造反的底子，又岂是好说话的？

    他们一听说自己的工资不增反减，立即就不高兴了。几个领头的半夜商量了一下，第二天就将港口围堰封锁了起来，又阻止一切海船进港、离港，剩下的人怎将沈良佐日常办公居住的那座小楼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

    沈良佐是司礼监提督太监，好歹也是掌过兵的，又在满洲八旗围攻京师的“己巳之变”里当过一阵子的九门提督，看见这样的场面还算镇定。

    于是他便下令，要驻扎在围堰外头的两千京营兵士这就进城，将所有闹事的码头工人全部逮捕起来。

    可这些码头工人早有准备，第一时间便将围堰的入口封闭起来，里面的人出不去、外面的人进不来，在没有手机、没有电话的明朝，自然是半点消息都带不出去。

    被码头极为憋屈地围困了两天之后，沈良佐终于屈服下来，答应码头工人们可以维持工资不变。

    可沈公公的信誉已然破产，楼下的工人们没一个相信他的话。

    无奈之下，沈良佐只能再退一步，表示可以让码头工人们派代表去请姬庆文过来协调办理此事。

    姬庆文对这些码头工人而言，又是救命恩人、又是衣食父母，由他居中协调，自然是可以接受的。

    于是码头工人们继续围住沈良佐不放，又派了办事得力公道之人，兼程赶往苏州，去请姬庆文过来。

    姬庆文听到这个消息真是又喜又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