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一个商人，要如何作答？

    韩邈沉默了片刻，轻叹一声：“大国并非商铺，牵扯太多，岂能一言概之？只是凡举生财，不外乎‘开源’、‘节流’。如何节流，小子不敢妄言。如何开源，却有些浅见……”

    这回答，可有些出乎韩琦的意料。在他看来，不敢答，或者胡乱作答，都不奇怪。别说没有官身之人，就算是治州县的，谈起天下事也不乏空泛妄言，无法切中利害。

    然而韩邈没有，他直言不谈“节流”，正因知此事之难。“冗官”、“冗兵”、“冗费”，正是国之积弊。当年韩琦同范仲淹、富弼一起推行“庆历新政”，不到两载就被赶下台去，贬官下放。乃至范仲淹这等大才，致死也未能再回中枢，连棺椁都被拦在了洛阳，不得进京。

    因此他当了宰相之后，也一改当年锋锐，只求朝堂稳固。实在是“节流”之难，难于上青天。

    而“节流”就如此难了，“开源”更甚。若想“开源”就要夺利，自黔首囊中，自豪贵手里。盘剥百姓太过，迟早官bi民反。而对豪富动手，则不啻于虎口夺食。

    他竟敢谈“开源”二字！韩琦的目光瞬间锐利了起来，三朝宰辅的气度，足能让人胆寒。

    然而韩邈并不惧怕那如电目光，只侃侃道：“钱若流水，须时时运转，方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若是聚之束之，迟早变成死水一潭。本朝不似唐时，不禁行商。商税之高，远超农桑，暗合流水不腐之意。若想生财开源，也当从商事下手。”

    韩琦没想到他说的竟会是这个，不由皱了皱眉：“莫不是要提商税？”

    韩邈却笑了：“小子也是商人，怎会谏言让朝廷提高商税？只是国之财有恒定之数，若只在国中敛财，不过是取民之财，国富则民贫，非长久之道。然天下何止一国，若是取他国之财，入大宋国库，则民愈富，国愈富。”

    “你是说，边榷？”韩琦有些听明白了。朝廷每年都要给辽、夏岁币，然而十数万的绢、银，还不如边榷商税十之一二。若单论花销，自然是岁币比累年备战要划算许多。

    “不只是边榷，还有市舶。”韩邈收起了脸上笑容，“如今不论是边榷还是市舶的商税，都远远小于jiāo易之量，大量商人不经榷场，而走黑市、私港，正是因为商税太高，榷场太少。若是能在辽夏边界，多开几个官营的榷场，再减些税赋，哪个商人不愿走明路呢？而每年海岸往来商船就有成千上万，设置市舶司的港口，却少之又少。就连泉州那等良港，也不置市舶司。如若多开良港，出入港口的海船皆收取税赋，哪怕降些税，收上来的钱也能剧增。而这笔钱财，是农桑之税万万不能比的。”

    韩琦沉默了，他是不懂商事，但是精通政事。若真如此，除了那些掌控黑市、私港的世家巨富，不会触动任何人的利益，反倒是中小商人皆要抚掌称快。推行下来，并不很难啊。

    然而思虑片刻，韩琦缓缓道：“只是如此一来，难免铜子外流，怕是麻烦……”

    钱荒是大宋立国以来就头痛的问题。若是同国外做生意的多了，岂不更让银钱外流？

    “既然是边贸，自然可以以物易物。用茶、瓷、绢、漆器换取别国金银、牲畜，未必需要付给对方银钱。也可减免金银铜铁的入关之税，自有客商成船运来。”韩邈顿了顿，“更甚者，可以开放些日常用具，如锅碗、漆桶、梳篦、刀剪。或以精美取胜，或以价廉占优。久而久之，辽夏依赖国内产出，自然民生凋敝，国力损耗。真到战时，只此一策，就抵百万强军！”

    好大的口气！区区一个商人，也敢在他面前谈什么军国之策？然而这法子，只要仔细思量，就知并非是异想天开。边贸对于朝廷向来重要，唯一要顾虑的就是铸币外流之祸。若能解决这个隐患，旁的问题倒不是特别难办。

    开市舶司，不过是建港、派人的事情。那么多冗官，还挑不出几个能用的吗？至于边榷被军镇控制的事情，以往他可能还有犹豫。可现如今，国库亏空都超出两千万贯了，再不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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