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一大早办公室杂工蔡来报告说：”警方要您升中国国旗。”身为德国人，我不会升起另一面旗帜来取代卐字旗。我断然拒绝。杂工蔡走了，却把佣人张打发来了。他说：”蔡弄错了，是请您下半旗。今天是官方哀悼日。”那就下半旗吧。刚刚下了半旗，我一眼瞥见了日历，发现今天是已故孙中山博士的诞辰纪念日。这时，我忍耐不住了，把蔡和张责备了一通。两面国旗再一次升起。原来，警方只不过是提出请求：”今天是纪念日，请大家无论如何要升旗。”那个退了位的萨克森国王怎么说的？”我看你们都是心怀嫉妒的共和党人！”这话我也说给我的下属们听了，但是用的是汉语，并加重了语气。后来，他们在购买用来遮盖防空洞的29张草席时，主动放弃了扣头，只花了5元钱，否则要花14元。如果防空洞不用草席遮盖，那么下起雨来就很有可能会变成一个类似钟乳石洞的洞穴。所以我只好和下属们言归于好了。这是一个兆头，这意味着这一天会发生一连串事情。接着，有一位我连她名字都没听说过的德国妇女打电话给我：”啊呀，请您马上派您的工程师来，我的缝纫机坏了！””太太，”我答道，”我们是&039;西门子&039;，不是&039;辛格&039;！””我知道，”她说，”&039;辛格&039;那儿我已经去过了，那人太蠢。所以我现在得到您这儿试一试，因为是一台电动缝纫机！””好吧。我明天就让我们的电话安装工宋先生去一趟，今天他抽不出身，他在修理黑姆佩尔饭店的电冰柜。”看来生意又要兴隆啦，这倒是一桩好事！

    后来，又收到了一份从香港来的电报，费了很大的劲儿才弄清楚，是叫我们去拜见某某长官。据说是西门子洋行的挚友。考虑到今后的生意，我们必须与他保持友好的关系。香港方面主动提出支付我们接待这位途经此地的长官所需的全部费用。于是，我们查到了他的下榻宾馆。到了那儿之后，我们恭敬地寒喧一番，说了半个小时的好话之后，我们才发觉这位”司令”根本不是我们要找的那位，而是他的一位侍从或者副官。我的脸色不禁有点不好看，这时那位真正的司令才露面。唉——，今天叫人哭笑不得的事情真的是够多的了。我现在和里贝一起去黑姆佩尔那儿喝上一杯。

    那位要修缝纫机的太太又一次打来电话：”我想要工程师先生下午就来。”我只好说：”非常乐意，夫人。”11月13日

    刚才从一个上海运输公司驻本地代表那儿传来消息说，里贝先生的皮箱和一个木箱全被炸毁了。皮箱里装着他和他同事埃默尔的冬季用品，木箱里装着安装涡轮机的专用工具。这些箱子装在一辆卡车上，于11月3日驶离上海。箱子在上海到这里的途中，停在松江时遭到轰炸，给我的一箱食品很可能当时也被炸毁了。从这里派出去接应卡车的小汽车空车返回，全部货物丧失殆尽。但我们又一次错误地估计了日本人！虽然这一天是很好的航空气候，但是意料中的报复性空袭并没有发生。

    11月5日的信件和11月6日～8日的报纸刚刚从上海运到这里。中国邮局毫不屈服！和往常一样，上面又刊登着宣传与苏维埃俄国友谊的新闻报道。为了庆祝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20周年，11月7日的《大陆报》出了一份特刊，上面登有许多优秀的摄影作品和文章，自然是大力颂扬苏维埃的。人们可能以为，苏俄是人间天堂，斯大林是和平天使。可怜的中国——它很可能受骗了！11月14日

    星期天，没有轰炸。韩（湘琳）先生说：”日机不喜欢星期天来。”其实原因到底是什么他也不知道。也许是他们要休息。我想起了我们以前在天津的买办雍先生。这个人很懒，他每天写日记时，都会写上他拜访了哪些客户，参与了哪些买卖。可是每到星期天，他都会写道：”整整一天无生意可做。今天是星期天，休假！”

    现在，上海的中国人都很悲观，人人都撇着嘴、踱来踱去。这当然可以理解。中国的形势糟糕透了。上海的电台报道说，日本人清除了南市附近的水栅，正开着战舰逆流而上。他们对付得了第一个水栅，当然也可以用同样的办法对付第二个、第三个水栅。我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日本人有一天会开着他们的战舰出现在下关的。我这个汉堡人对于舰上的大炮，心里也充满了恐惧。

    今天早上，里贝本来想去汉口，却没有走成。因为除了怡和洋行船上的”甲板间”以外，再没有其他位子了。一位哈普罗公司的人打算同日搭乘这艘船，而他认为”甲板间”不够体面。我要是他，就接受”甲板间”，然后坐进一等舱，等着船长或大副来妥善安排我。哈哈，英国人对待欧洲人总是彬彬有礼的。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