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对我的客户——中国当局和各个部委进行商务拜访时，他们不断地向我提出关于德国、关于我们的党和政府的问题，而我总是千篇一律地回答说：

    是的——

    我们是劳动者的士兵，

    我们是工人们的政府，

    我们是工人们的朋友，

    我们不会抛弃困境中的工人。

    诚然，从国家社会主义者的角度来看，我讲的只是德国的工人们，而不是中国的工人们。

    但是，对此中国的群众会怎样的评价呢？这个善待了我30年之久的东道主国家，正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富人们逃走了，被迫留下来的穷人们却不知道该到哪里去，他们没有钱逃走。况且，他们不正是面临着集体被屠杀的危险吗？我们难道不应该想办法帮助他们？至少能救多少是多少吧？假如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同胞呢？

    当我不在南京的时候，我们的中国工人挖了一个防空洞，现在已快要倒塌了。于是，我们把这肮脏的防空洞重新进行了调整和布置：加了牢固的梁木，铺上了地板，垒上了沙袋，右边当然有入口和出口。当我们发现一根内梁木有折断的危险时，我们没有气馁，还是费劲的换上了另一根。到这个时候，一夜的三分之二已经过去了。我们还在两个洞口垒起了沙袋，为的是对付炸弹爆炸时产生的气浪。我把全部家用药品和这期间已关闭的学校的药品都搬进了防空洞，还准备了一些浸醋绷带来应付毒气的进攻。到上午11点的时候，食品和饮料就已经放在篮子里和热水瓶里，准备妥当了，但是，我们等到下午3点半，那些日本鬼子还没有在天空出现，这简直出乎我们的意料！他们已经发出严厉警告了，怎么可能不来呢？我想，他们总不会是因为看见我挖了一个坚固的防空洞才不来的吧。打开收音机后，我听到了这么一条消息：”上海有雨！”难道这就是日本人不来的原因？这不正好吗？我为什么要着急呢！我宁愿丢脸，也不愿意日本人来。至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还是没有把握。9月22日

    我再一次赢得了我的面子，尽管这次我对面子问题已毫不关心！在今天，日本人开始了他们的狂轰滥炸——就是说推迟了一天。从上午的十点半到中午的十二点一刻，从下午的一点一刻至两点半，我们又遭到了相当严重的轰炸。除了来做客的克莱因施罗特外，大概有28个中国人蹲在了我的防空洞里，其中我所认识的还不到14人。在认识的人当中，有一个邻居是鞋匠，在和平时期，对鞋子的价格我们从不能达成一致的协定，因为他总是把自己返还给佣人的扣头也算在内，对这我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比起其他的防空洞，我的防空洞并没有好多少，但它是在一个德国人的名义下建成的，可能也因此而显得特别的牢固。在这一天，我还经历了第五次、第六次空袭。我的中国工人，他们全都陷入沉默。如果没有克莱因施罗特和我的对话，防空洞里根本就听不到说话声。有人说，人就是这样慢慢地习惯战争的。可是此时这话也不能说是完全正确。我们极度紧张地注意倾听着空袭者突然俯冲的呼啸声，时时刻刻地等待着落下的炸弹声。今天的情况十分严重，肯定投下了不少的炸弹。到后来，我们不再计数了。在接连不断的爆炸声中，我们感觉到了大地在颤抖，我们觉得所有投掷的炸弹都是冲着我们来的。但是，根据我后来的查看，这些炸弹都落在了离我们的房子比较远的地方。

    当第二次空袭结束的信号宣布后，我就坐车出去查看了全城。日本人的目标很明确，他们特别针对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因为那里有中央广播电台的行政机关及播音室。在今天上午，电台还曾请我们去收取一笔欠款，幸运的是一个意外让韩先生和我没能去成。否则，我们到达那里的时候会正好赶上轰炸。我仔细查看了轰炸的走向。第一批炸弹坑就在距离施罗德博士家约200米远的地方，直径约6米，深2~4米。现场和战壕周围没有造成更多的损失。施罗德家房子西边的窗玻璃全都被气浪震得粉碎。除此以外，没有发现别的损失。在第二批扔下的炸弹中，有一枚落在了铺有石子路面的繁华街道，也就是中山路有可能是中山北路。上，就在紧靠我们称之为”巴伐利亚广场”即山西路广场。的交叉路口，离德国大使馆不是很远。这个弹坑很快就被填上了，看来这枚炸弹没有造成人员死亡。再往南一些，就在礼和洋行办事处附近繁华街道旁边的空地上也有一个弹坑。它后面大概有4～6所房子全都布满了窟窿，屋顶严重损毁。我没有听说有人员伤亡，可能是当警报拉响后所有人都离开了房子。而紧靠中央党部大门的西边看上去情况要严重得多。通向交通学校的街道拐角被炸没了，拐角处的一所房子也消失了。在它的后面，也就是紧靠城市铁道路基的旁边，两枚炸弹共炸毁了6所房子。一大群人围着这个巨大的弹坑，正从这些废墟里寻找出尸体碎块，放进准备好的棺材里。人群里寂静无声，只听见站在后面的妇女们在哭泣。在炸毁的房屋前面，居然有两个十分简陋的防空洞没有遭到损害，里面的人也没有受到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