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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叫救护车!”女工作人员惊慌失措的跑了。

    救护车,医院,然后他见到了他久未蒙面的家人。

    “这是那场爆炸留下的弹片,野战医院的手术能力有限,还有几片残存在他的身体里面。”医生拿着x光片给他看:“您最近太疲劳了,弹片的位置有移动,引发了炎症。”

    安娅的儿子来了,他现在早已结婚成家了:“舅舅!您不能去中国,您这样怎么去中国啊?”

    “您还想去中国?”医生把片子放到一旁:“除非做手术,要不然您哪里都去不了。”

    “那好的,我接受手术。”伊万平静的说。

    “您已经七十岁了!老人家!对您来说最好的治疗方式是静养!”医生以为自己听错了:“恕我直言,很多老人直接死在了手术台上。”

    “别告诉你妈妈,她会担心的,”伊万对他的侄儿说:“照顾好她,我必须接受手术,我宁可死在手术台上。”

    “好吧,医生,我作为家属同意他的选择,只是舅舅,我认为你一直在一意孤行,从未考虑过家人的感受,从未考虑过我妈妈的感受。”

    “亲爱的,谢谢你。”伊万垂下了头,他不忍看到他的泪水。

    手术一共经历了六个小时,当他从昏迷中醒过来的时候,他的主刀医生走过来和他问候:“您真是一个奇迹!您的心脏一直有力的跳动着,像个年轻人一样!”

    “是的,我的心从未衰老过。”

    伊万看着医院的窗外,绿色的植物正焕发着活力,我就是这样的活着啊!王耀!我不能再等了!我们都已经太老了,再等下去,我可能真的见不到你了!

    南京!我回来了!南京!

    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第一个踏上南京的苏联人,南京的变化很大,就连南京档案馆都变样了。

    “我约见了这位同志。”他拿出一张纸条,上面是瞿研究员的名字。

    接待他的人不懂俄语,但他显然明白了他的意思,做出了一个稍等的手势。大概过了十分钟,一个中国女人从后面走了出来,她用俄语对他说:“您好,布拉金斯基书记,很久不见了。”

    “您是?”

    “瞿怡舟。”

    伊万已经难从这个中年女人的脸上找到当年那个小姑娘的影子了。瞿怡舟连声音都变了,她很瘦,穿着一件蜡染的罩衫,看不出是哪个年代:“您请进来吧。”

    安排伊万坐下后,瞿怡舟到房间里搬出一个大包:“这是我父亲在十年间所查的资料,这是您写的信,这是他的笔记,这是没能寄出的信。我们几乎翻遍了全国所有的资料,布拉金斯基书记,最后我们不得不查看了一九一三年左右出生的所有叫做王耀的人,很抱歉,我们没有找到他。我们也想过,他会不会有化名,因为中国人会有字或者号,参加革命改名的情况同样普遍,很遗憾,我们没能找到。南京近郊的所有老宅,我们都尽力去访查了,很可惜,这座多灾多难的城市没能给我们满意的答案,对不起,布拉金斯基书记,对不起。”

    伊万呆呆的翻看着瞿研究员的笔记,他看到他从未放弃过:“为何到一九七一年就断了。”

    “我父亲死了,那是□□。”瞿怡舟艰难的平复了情绪:“他最后的时候给我写了一封信,两年后才到我手上,他把这一切转交给了我,这一本是我的笔记。王耀,”瞿怡舟摇了摇头:“这个名字就像刻进了我的生命里,有时候会抱怨,会恨,真的会恨。”

    伊万抬起手,擦掉了她脸上的眼泪。

    “抱歉,这不是你的错,”中年的瞿怡舟抬起头,看着那双紫色的眼睛:“我可以问一句么?你为何如此想要找到他?”

    “……”

    伊万无言以对。

    傍晚时分,他沮丧的走出档案馆,他回忆着瞿怡舟对他说的话:去德国,找找看他有没有别名,如果有他父亲的名字,那么还有可能找到他。

    他站在档案馆的大门口,久久没有离去,他看着面前走过的人,他辨认着那些老人,突然感到一丝悲凉——如今,即便他们真的相遇,他们可能也没法认出彼此了吧?

    路人有点惊讶的看着一位外国老人,站在街边无助的流泪,但被压抑了多年的他们仍旧保持着缄默的姿态。直到瞿怡舟走过来,搂住了他的肩膀,他们就这样相拥着,默默的留着泪。

    回到莫斯科,他依旧在和瞿怡舟保持着通信,就好像这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生命的一部分,这种通信持续了正正五年。

    最新的一封信里,瞿怡舟阐述了她的新观点,她认为他们必须要为这样的生活画上一句句号,既然德国已经在一九九零年合并,变成了一个正常的国家,那么他们应该一同前往德国。如果这个线索仍旧中断,那么就结束吧。

    伊万明白她的意思:已经是一九九零年了,自己已经七十五岁了,比他年长两岁的王耀,即便被他找到,很有可能也已经不在了。

    伊万破费周折的找到了安德烈多年前介绍给他的那位朋友,这位朋友也已经垂垂老矣,他几乎忘了伊万,几乎忘了这么长久的一个承诺。已经身居高位的他可能不用再去偿还一个名叫“安德烈”的朋友的恩情,但他被伊万打动了:“我派人送你去德国,还有您的中国朋友。”

    他和瞿怡舟踏上斯图加特的土地的时候,天气已经深秋,这是他第二次来德国,第一次是他和他的装甲部队攻入柏林。

    他们找到了王耀的档案,德国人就是这样细心严谨,档案员把一个文件袋塞到了他们手里,然后就走了。

    文件袋里有他的图书证,学生证,考试成绩单,还有他的一篇论文,上面署名的教授是:埃尔温·阿德勒。

    瞿怡舟叹了一口气:“看到这一切,我觉得我这么多年的坚持没有白费,他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要知道,很多时候我都以为他是个幻影。”

    伊万还坐在那里发呆,瞿怡舟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结束了,结束了,书记,这一切都结束了,我们回去吧,让他结束吧。”

    如果当你为一件事坚持了很多年,突然在一个时刻,有一个人告诉你:一切都结束了。

    你能结束么?

    伊万回到了苏联,他逃跑一样逃离了莫斯科。他带着他的所有行李回到了绿城的别墅,然后像个怪物一样把自己锁了起来。

    “这是他唯一知道的地址,我要在这里等他。”他对自己说。

    绿城别墅四周的邻居不知换过了多少茬,他们眼中的这个老头简直就是一个怪人,而且脾气暴躁,没人想和他接触。

    他没有信,也没有亲戚来看他,他就这样孤独的呆在那里,偶尔和政府派来的义工发生争执,他总是大声的叫骂着,挥舞着拳头像是一个魔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