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名叫陈柏青，接上级指示卧底贩毒集团内部后，改名为萧龙，陈柏青太斯文，也为避嫌这个“陈”字，便随了母姓。
    我的母亲萧雅是上海知青，细眉凤眼，刚到云南时梳着两条油黑的大辫子，后来剪成了短发，额前一溜齐刘海，皮肤特别好，怎么个好法，你吃过奶油蛋糕吧，用刀从当中切开，是芯子里那种鲜甜而湿润的白色。
    西双版纳锦洪县有个东风农场，种植了大片的橡胶林，她就在那里和其他知青一起割橡胶。烈日当头，每个人晒得跟黑煤球似的，我母亲反倒越晒皮肤越白里透红，汗珠子顺着细绒的毛孔往下滴，如何形容呢，像剥了壳汁水四溅的鲜荔枝？好吧，容我表达的匮乏！
    当时喜欢她的男知青很多，明里暗里追求，我母亲不为所动。直到某个晚上在广场看露天电影时，她那些天身体不适，总咳嗽，还闹肚子，只得找个灌木丛钻进去，正逢公安局几个禁毒警察在执行抓捕任务，怀疑她是毒贩的同伙，不由分说铐了带到公安局，由禁毒大队的队长亲自突击审讯，审了整夜发现大概率抓错人，农场干事一大早又带来证明信要领人，这才知道摆了乌龙。
    我母亲哪经得那审讯的阵仗，连唬带吓回去病情加重，高烧不退，昏沉沉被人背到医院，诊断是肺炎需住院观察，这期间一直有人给她洗手擦脸喂饭递水吃药，甚至大半夜挂瓶滴完叫护士也不懈怠，等她清醒后，才知道这几日病床前不眠不休照顾自己的，竟是那位禁毒队长。
    禁毒队长名叫陈云洲，二十八岁，毕业于刑事警察学院，懂行的都知这所大学有多难考，出来的学生在刑警界也是抢手货。他毕业后自愿选择到云南的力昔县公安局加入禁毒大队，不出叁年因出色表现，破格晋升为禁毒队队长。
    力昔县境东和南被老挝半包，西南隅与缅甸仅隔一条澜沧江，每年四到六月份是罂粟的开花季，朝江那岸眺望，入目的灼灼红色摧枯拉朽一直烧满七百多公里国境线，这里是禁金叁角毒品流入国内的第一门户，也是贩毒集团最凶残，斗争最激烈、形势最严峻的战场。
    我母亲对那晚审讯的手段仍心有余悸，看见他自然又怕又厌，没个好脸色懒得理睬，他也不多说什么，默默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晚上会在床边打地铺，医院里其实是禁止通宵陪护的，对他算是特殊照顾，我母亲出院的那天，他却没来，听说出任务去了。
    我母亲并不在意，天天照样割她的橡胶，业余时间看书学习打算考大学，直到年底农场举办春节晚会，除了她们知青和当地工人，农场的大小领导也都陆续来了，坐在舞台最前一排观看演出，整个礼堂乌泱泱挤满无虚席，她在台上和傣族少女一起跳孔雀舞时，无意瞥到他竟也在，端坐领导当中，聚精会神地看着她跳舞，她当即手脚都硬了。
    等我母亲跳完舞换好衣服坐到原位上，他已经离开，晚会结束回到宿舍里，床上摆了一大包零食，一块用盒子装的蓝色镶金丝纱巾，还有一束鲜花，韩梅已经替她插进花瓶，摆在窗台前，也不知是什么花，出奇的香。
    送东西的人没留下姓名，但我母亲直觉就是那个禁毒队长送的，当然你要相信女人的直觉、莫名其妙的精准。再后来便隔叁岔五会有东西和花送来，唯独不见人，可能是吃人嘴软、拿人手短的缘故，最终还是我母亲按捺不住，请假一天，脖颈上系着那块蓝纱巾，坐汽车往力昔公安局亲自走一趟。
    至于那趟俩人见面发生过什么不得而知，母亲没有提过，毕竟我和她分开时才十岁，谁会跟个半大点的孩子讲风花雪月，讲也听不懂。
    总之他俩很快确定了恋爱关系，也因为陈云洲身份的特殊性，要知道毒贩的凶残狠辣远远超乎常人所想，对于禁毒警察更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连带警察的家属也成了恐吓和报复的对象，为了安全和保护彼此，他们的关系是隐密不被公开的，这样相处一年后，母亲意外怀孕，陈云洲向组织提交申请，经过同意，俩人悄悄的去领证，请禁毒大队的同事吃顿饭，就算是正式结婚了。
    母亲此时也不适合再在农场割橡胶，她被秘密调到力昔县一所小学里当内勤，并在离学校周围租住下单元房，附近不远就有一家中心医院，来往便利，次年的时候生下了我。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的面貌是模糊而不具体的，这怨不了我，他常年在外，回家的日子短而少，所以每当我开始要亲近他时，他就又走了，但也很奇怪，你说孩童不记事吧，我偏又记得些事，应该是叁岁那年，有天半夜里都睡下了，忽然听到咚咚敲门声，母亲披衣下地去开门，纱帐匆忙间被扯开一条缝隙，我也惊醒了。
    片刻后，母亲搀扶着个浑身是血的男人、走进来坐在沙发上，她不晓给谁打电话，挂掉又去端热水拿毛巾，帮他脱了衣服清洗，没过多久，来了两个穿白大褂的医生，提着药箱，继续替他止血包扎伤口，待他们处理完走后，我才听见母亲低低地哭泣，那男人叹了口气，伸手揽住她的肩膀，挺温和的说：“哭什么！我还没吃晚饭，想你包的菜肉馄饨了。”
    母亲胡乱的擦掉眼泪，起身去下馄饨，男人靠着沙发闭眼休息，我虽然不认识他的样子，但对声音却很敏感，他是我的父亲，我记得他的声音。我也讲给你听过，你压根不信，还大大嘲笑了我一番，说我撒谎都不会，或者除非叁岁的孩子有超能力。
    不信就不信吧，你这个女人我也是无话可说。
    或许正因为如此，我对父亲新生出一种莫虚有的恐惧，在以后的岁月中，每趟母亲说他什么时候要回来时，我的心就忽的提到嗓子眼，怕他血淋淋地再次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但是那种情景后来并没有发生过，哪怕父亲身上有伤也是处理好后才回来。
    还是说回我的母亲，从农场调到力昔后，学校里老师挺多，男女都有，也热情和善，她却始终和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不冷淡也不亲热，除了公事很少说话，不聚会不应酬，下班就回家，买菜做饭看书，有了我后就悉心照顾我。
    她唯一的朋友，是在农场住同宿舍的韩梅，她也是知青。当时割橡胶每天有指标的，达不成就扣工资，我母亲这方面实在不行，韩梅人高马大，有力气，手脚也快，割完自己的再帮着母亲完成指标，后来还充当过一阵护花使者，因此俩人很快结下了革命的友谊，当时组织调母亲走时，也交待要和过去的人彻底做个了断，她没舍得和韩梅断，韩梅隔段时间则会跑来见面，这为日后埋下了祸根，当时谁知道呢，都是凡人，又没开天眼能预知未来。
    我以上所述大多是韩梅和父母及禁毒大队警察的只言片语，还有我的记忆拼凑而成的。
    我十岁时发生了一件大事。
    容我去抽根烟，回来再讲给你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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