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钊辉二话不说把她的行李搬上了车，她也不好再推辞。
车在停车场绕着圈子，她的手机刚刚关掉飞行模式，有提示说她收到一条微信。她同傅修远久没动静的对话框里出现一行字：“近几天律师会联系你。”
她下意识地向窗外张望。香港的春天要比旧金山热得多，即使车里开了冷气，即使车窗的茶色玻璃又挡住了外面的阳光，还是有一种粘稠的炙热。目光所及之处，只有一排又一排汽车静默在沉闷压抑的空气里。
其实她也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四处张望，除了车什么也没看见。回过头来，她在手机里回了“知道了“三个字，对方也再没有什么回答。
她的面试被安排在第二天的早上。通讯社的办公室在中环地段，办公室的大会议室可以看见维港。Director是个胡子拉碴的老美，说话快而风趣，认识杰克，所以对她也很亲切。她又见了一个将来可能要共事的同事，四十岁出头的资深记者，也来自大陆，在斯坦福拿了学位，先后在多家报社做过，做到最后还是觉得香港最如鱼得水。这位同事劝她：“相信我，比起旧金山你一定更喜欢这里，这里可以给你提供更宽广的天地。”
条件很优厚，工作也是她感兴趣的，她还是有顾虑，跟人事部说，周五下班之前给最后的决定。
她一直记着律师会联系她这件事，果然，第二天就有律所打电话给她，却并不是之前帮她建立信托账号的那家律所，并且对方已经知道她人在香港。
律师约了她在办公室见面，位处中心地带的写字楼。约她见面的是一个看起来已逾花甲的律师，很有绅士派头，自我介绍说：“我是傅天宇先生的遗嘱执行人，今天特意请艾小姐过来，是要谈谈傅天宇先生遗嘱的事。”
早在傅修远说是傅维贤把她扔在了孤儿院时，就告诉她傅天宇在遗嘱里给她留了些财产，虽然也不多。那位律师说：“傅老先生的遗嘱里留了些资产给孙惠贞女士的后代，具体的清单我们可以下次再谈。现在我这里有一些文件需要艾小姐签署，需要艾小姐先通过DNA检查的确认。”
有人专门来采了她的样本。她以为完事了，律师又说：“还有一份资产是今天就可以过户的。”他说着又拿出一大堆文件，告诉她：“这一座是位于深水湾道的别墅，也是傅天宇先生身前的住所，现在傅先生委托我转让给你。”
她诧异，问：“傅天宇先生委托你？”
律师笑笑说：“不是，是傅修远先生。”
她记得傅修远说起过那栋楼，说那栋楼在半山腰，三层别墅，有个大露台，俯瞰大海，但他不喜欢那里，因为只有他一个人住，太空。那天他生着病，一个人半夜从香港跑回来，同她两个人一起，躺在床上却睡不着。那天他说了许多事，说他掉了第三颗门牙就没了父母，从小怕冷，害怕黑夜，一到晚上就躲在陈妈的床底下不敢出来。
许多事她以为忘记了，却其实记得很牢，比如他说过的话，给过她的一个微笑，人群中紧握双手的瞬间，都扎根在记忆深处，就像沉入海底的泡沫，总想伺机浮出水面。
从律所出来天已经渐黑。她在中环的车水马龙里漫无目的地走了一程，心里一片迷惘。林钊辉给她发了个微信。他下午在中环的哪个对冲基金面试，刚刚结束，自我感觉良好，问她可不可以一起庆祝一下，她一时想不出说不的理由，潦草地回了一个“好”字。
刚放下电话，电话铃又响起了，她以为是林钊辉，接起来一听，电话里面的人说：“微微。”
她一下子停住了脚步。下班的车流在她身边哗啦啦地开过，头顶大厦的霓虹灯亮如白昼，对面的行人匆匆与她擦肩而过，全世界却在这一刻突然失去了声音，一下子安静下来，只留电话里那一点点杂音，好像隔着千山万水。
她发现自己屏住了呼吸，无法回答。电话对面的人又说：“微微，是我。”
他声音向来适合夜晚，如月光打在水面上一般沉静。她又停了一停才找回自己的声音，答了一句：“你好。”
他也是沉默了一刻，才说：“今晚有空吗？能不能见一面？”
他告诉她的地方是一家法国餐厅，离她所在的地方步行十分钟。她匆匆赶过去，却又在门口停住了脚步。
餐厅在一幢大厦的底层，有栽满植物的屋顶和明亮的长窗。窗口透出晕黄的灯光，她一眼就看见他坐在窗边的座位上，黑色衬衫，一身整齐的黑色西装，神色从容优雅，就像她第一次在南岛戏院里遇到他的时候一样。
她走进餐厅，告诉门口的领班自己找人，领班做了一个“请进”的姿势，侧过身，她已经看见他在餐桌间长长走道的那一端站起身来。
这间餐厅是一个狭长的房间，他的餐桌几乎在房间的最里面，从门口到他的餐桌，似乎有二十米远。他用目光追随她的身影渐渐移近，她却觉得那长廊长得没有尽头。好不容易走到了面前，四目相对，她还没来得及说话，他开口说：“微微，坐。”
那时候她心里想：好了，看到了。如果对自己绝对诚实的话，她万里迢迢跑这一趟，大概就是想来看看他到底是不是还活着。现在看到了，他活蹦乱跳，手脚齐全，目光依旧深邃，声音依旧好听，连皱纹都没有长，她也算了了心愿，可以解脱了。说好了江湖不见，他说到做到，办完了大事也并没来找她的意思，她还跨过半个地球跑过来矫情个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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