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Han对Osler说,他会跟着York,后来也的确为此更改了回纽约的航班。
第三点,可能是最致命的。导致York身亡的文法拉辛,Han从几年前就开始断断续续的服用这种抗抑郁药。一般情况下,他只能从医生那里拿到不超过一周剂量的处方,但这一次,因为他要在巴黎呆两周,而文法拉辛在连续服用六周以上的情况下,一下子停药可能会带来一些副反应,所以他的心理医生破例给了他两周的药量。按每天一片一百五十毫克来算,十四天刚好是两千一百毫克。
这个案子的预审是在去年的十二月,当时为Han辩护的是一个谨慎且识时务的律师,此人认为检方的证据链完整充分,很难反驳。所以,他一开始就极力主张Han精神不正常,无须负上刑责,而应该被送去精神病院接受治疗。他试图说服Han及其家人接受这样的安排,以后每年接受一次精神病患委员会的审查,如果委员会认为Han已康复,便可以重获自由,不留刑事案底。但鉴定结果却出乎于他们的意料之外,控方传召的精神病专家并不认为Han有精神分裂症,反而认定他在案发时有完全的行为能力。那次法庭聆讯持续了两天有余,法官最后确定检方有足够的证据要求Han接受审判,初次庭审定在一月底,也就是说控辩双方有大约一个多月的时间收集并开示证据。于是,那个律师便又试图说服Han与检方达成协议,接受二级谋杀的指控,以免更长的刑期,将来还可以申请假释。
也正是在那个时候,Han的妻子坚持要换掉那个律师,她找到Ward接手这件案子。按照Ward自己的说法,原因是他既不谨慎,也不识时务。
说到这里,他们乘坐的出租车刚好行至中城,Ward凑到窗边,透过冬日午后的阴雨薄雾,指给李孜看到远处两座紧挨在一起的银色大厦。
“就是那儿,我最喜欢的案发现场之一,”他说,低头看了一下表,问李孜,“想去看看吗?我们还有些时间。”
“如果可以,当然好了。”李孜回答,好奇Ward究竟要怎么把她带进去。
Ward指示司机朝西四十二街驶去,直到那两座银厦近在咫尺。两人付了钱从车上下来,李孜记得案卷上写着,案发的那套公寓在A座,但Ward却径直带她走进B座的大堂。她知道此人总有些超出常理的门道,便只管跟在他后面。
当班的物业管理员是个中年男人,黑色西服,别着铭牌,看到Ward进来,朝他点点头,显得十分熟稔,很有默契的把他们带到大理石影壁后面,乘一部货运电梯上到四十九楼。电梯门打开,外面便是消防通道。Ward也不多解释,走到通道尽头,推开一扇气窗,从包里拿出一支小巧的数字式望远镜,调好焦距,让李孜看西面A座的房子。
镜头里刚好能看到案发的那个客厅,那个房间整面外墙都是玻璃的,白色的薄窗帘只拉了四分之一,室内的情形看得十分清楚,连靠窗那张条案上的摆件也看得到一个大概——有水晶方尖碑,纯白镶银边的骨瓷人偶,也有青花器皿,还有只粉彩鎏金的小盅,上面描着一朵无根漂浮的白莲花。房间像是刚刚装修过,空落落的,没有丝毫人气,又摆着那么些易碎的瓷器,根本不像曾经发生过命案的地方。
“那是Eli York的产权公寓,他五年前离开纽约之后一直委托物业公司出租,去年夏天才收回来的。”Ward在一旁解释,转而又问门卫,“那房子现在还空着?”
管理员点点头,回答:“据我知道,根本就没挂牌租售,好像是因为遗产继承的事情还没落实。而且,空房子多得很,谁会要住死过人的地方。”
“价钱便宜些总会有人考虑的,”Ward道,“这样的位置,这样的风景。换作是我也愿意住在那里。”
“你要是真有兴趣,我可以帮你去打听……”管理员说。
Ward连忙笑着说不用了,免得老婆当他金屋藏娇。只有李孜还端着望远镜在看——的确,从那间客厅的落地窗看出去,便是哈德森河的码头,天气好的时候,能看得到艾利斯岛,甚至更远的地方。到了夜里一定是一片灯海,像是漂浮在星空里。换作是她也愿意住在那里。
离开银厦,李孜和Ward如约去找Han的妻子。他们来到切尔西,按照地址找到哈德森河公园旁一栋战前建筑的顶层loft,改做一间画廊,不很大的,却布置的精致高雅。
Han的妻子跟李孜差不多年纪,也是纤小的华裔女人,递过来的名片上写着她的名字,Esther Poon,头衔是画廊经理。她请Ward和李孜去两楼她的办公室里坐,那是一间半开放式的房间,透过落地窗可以看见河岸的风景。这样的天气鲜有船只出航,泊在码头的小型轻钢游艇清一色盖着靛蓝油布,上面再覆着一层糖霜似的薄雪。窗边的白色玻璃柜里陈列着许多老式照相机,既有看起来就很值钱的古董,也有波普时代流行的宝丽来和Lomo。一旁的办公桌上摆着几只镜框,李孜注意到其中一张Esther和Han的合影,照片里的两个人看起来不会超过二十岁,像一对初绽的花儿一样,年轻、漂亮、犀利。
而眼前的Esther看起来憔悴了许多,但还不至于彻底乱了方向。她穿着简单,却不随便,英语说得无可指摘,只有极少一些词还是可以听出来她并非是出生在美国的。
Ward简单叙述了一下上午在拘留所里事情,说Han提到一个新的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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